一、现代性的三重维度与政党文化

政党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产物，政党文化是政党政治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政党组织的核心元素与关键变量，是政党现代性的突出表现。“现代政党政治运行正在加速政党现代化进程，各国政党在价值塑造、制度安排、行为管理等多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严谨的科学性”，政党文化是现代性政党建设的核心构件和首要层次，能够为政党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现代性以技术、民主文明和人的现代化为层次要素。就现代性的三重维度而言，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养成以技术现代化为前提，政党文化的笃定以民主革命为基础，政党文化的成熟以人的现代化为根基。

（一）技术现代化促推政党文化养成

技术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根本动力。随着现代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人们的分工和交往进一步扩展，人们同生产工具相结合的状态发生了本质的调整。由此，封建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同封建主的冲突和对抗中逐步发展壮大，并逐渐代替了封建主的统治，建立了全新的统治秩序。正如马克思所讲，“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虽然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变革中的基础性地位，但决没有否弃人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相反，社会变革恰恰是以阶级斗争为直接动力的。否认这一点，强调技术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就只会“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由此可见，在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政治现代化在其中扮演了极端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社会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彼此互为前提。资产阶级想要获得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胜利，就必须要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必须要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

资产阶级想要激起这种狂热，就必须要实现亨廷顿所谓的“政治参与的扩大化”，真正让广大农民、工人群众参与到政治实践中来。只有这样，社会的普遍利益才能够存在，整个社会才能亲如兄弟，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存在。显然，封建社会的政治实践缺少一种扩大政治参与的工具——政党。归根结底，政党是技术现代化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是“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政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遵循文化构成规律及其发展逻辑，主要由政党意识、政党心理、政党制度和政党行为构成，其中，政党制度是政党文化的框架支撑。作为现代化产物的政党，必须要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政党文化为根本指导，建立自身的制度体系，用以最大限度地确保自己根本功能的发挥。由此可见，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政党文化包括三个核心内容。第一，公共性，政党必须承认自己的全部活动都是围绕某个公共目标而展开的，规范自身活动必须要以这个公共目标为转移。第二，民主性，政党必须要把“民主”深深地烙印在自己的旗帜之上，贯穿到顶层设计的全过程，用民主的方式提炼公共意志，用民主的方式践行公共意志。第三，规范性，政党文化的公共性和民主性必须要以规范性的制度作为保障，也就是将公共意志以律法条文、规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此为依据开展日常活动。政党文化并不是政党发展进程中自然而然的文化现象，其本质反映着一定的阶级利益并为其服务，具有强烈的归属性、目的性和排他性，不同政党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对公共性、民主性、规范性的看法不同，实际的践行度也不同，这就是在同一技术水平下却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政党制度的根源。同一技术水平下不同政党制度的现实存在，断然无法用技术现代化来说明，而只能进入到政治文化的领域。

（二）民主革命促推政党文化笃定

民主革命是政治现代化的直接动力。在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革命中，作为政治现代化产物的政党，是资产阶级团结农民消灭封建主义的武器。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革命中，政党是无产阶级团结自身，进而形成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武器。由于革命性质的不同，指导思想的不同，以及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政党对公共性、民主性和规范性的理解也就不同，政党文化就会表现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内容。根据这一点，政党文化可以划分为社会主义性质和资本主义性质两大类。更进一步，即便是同一性质的政党文化，也会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这种特点是由该政党所处的具体革命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所决定的。

资产阶级政党文化的公共性，是一种狭隘的公共性。对于资产阶级政党来说，扩大政治参与只是革命的工具，其目的是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资本积累和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奠定前提。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讲，“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同样的，在这种运动中产生的资产阶级政党文化，至多不过实现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公共性，而决不是其所谓的普遍的公共性。相反，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扩大政治参与，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不仅是革命的工具，更是目的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讲，“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产生的无产阶级政党文化，必然通过无产阶级内部公共性的实现，进一步实现真正的普遍的公共性。与其狭隘的公共性相适应，资产阶级政党的文化以“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为核心分配政治权力，至多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民主。而无产阶级政党文化以“人民意志”和“政治能力”为核心分配权力，这才是真正的实质上的民主。就政党文化的规范性来讲，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和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均以规范政党权力的分配、行使和监督，规范组织关系，规范党员的思想和行为等为目标，没有本质上的差异。由此可见，处在不同性质的民主革命下的政党，由于其革命目标、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的不同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三）人的现代化与政党文化的耦合

学界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学者们对人的现代化的定义又不一而足。其中，我们赞同高海清教授的观点，即以马克思的“类哲学”为基础，把“人的现代化”过程理解为人的“类性”不断地充实、发展、丰富的过程，人从“人的依赖关系”到“物的依赖性”再到人的“自由个性”确立的发展过程。从这一意义来讲，人的现代化是对人和物的依赖性的扬弃，是自由个性的养成，而养成“自由个性”的关键在于确立“自由人格”。正如英格尔斯所说，如果没有人格的根本转变，任何形式的现代化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可以说，任何伟大的革命，都首先从思想领域开始，并往往是以此为前提的。在中国古代，历次改朝换代总有与之相应的迷信口号作为先锋，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有“大楚兴，陈胜王”，有“石人一只眼，跳动黄河天下反”；在18世纪的法国，以“人的解放”为实质，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口号的思想启蒙运动为“大革命”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在20世纪的中国，五四思想启蒙运动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章。近代以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根本目的是要唤醒人们的“自由人格”，以最大限度动员群众汇入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洪流之中。

启蒙运动是从思想界开始的，但它决不能局限在思想界，而应当通过某种途径转化为人民大众的具体实践要求，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和实现价值，而且这一历史使命是由现代政党所完成的。“自由人格”之于大众，就是文化之于政党。政党依据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政党文化来设计和安排自己的制度体系，并据此把自身打造为体现普遍利益的“自由人格”的现实代表，进而促推自身所代表的团体、阶层和阶级的“自由人格”的养成。某一团体、阶层和阶级所特有的“自由人格”一旦形成，就会形成一种现实力量，反过来规训和稳定政党文化，并将其限制在其所允许（起码是名义上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政党的文化与人民大众的“自由人格”之间存在着天然冲突。一方面，当资产阶级需要“自由人格”觉醒时，其政党文化促推了其觉醒；另一方面，当资产阶级不再需要“自由人格”时，却无力阻止已经形成现代意识的人民大众的社会活动，这种矛盾冲突是西方社会乱象频发的社会根源之一。与资产阶级政党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文化与人民大众的“自由人格”间表现出耦合态。马克思主义者视野中的理想社会形态彻底超越了“乌托邦”幻想，彰显着对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解放的价值关怀，“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至于领导革命和执掌政权，只不过是实现这样一种联合体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无产阶级政党从不把觉醒人民大众的“自由人格”作为获取政权的手段，而是把“自由人格”的觉醒作为目的本身。在此基础上，无产阶级政党文化与人的现代化互为条件、相互促进，表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二、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现代性要素

政党文化建设作为政党建设的子范畴，其离不开政党组织、政党制度、政党意识等政党建设的基本要素。从政党文化建设的体系框架来看，主要包括价值体系、运行体系和方法体系三个层次。政党文化建设的价值体系是政党文化的价值取向问题，是政党文化建设体系的关键内核；政党文化建设的运行体系是政党文化建设的内容结构和制度支撑，是政党文化建设的具体操作框架和保障基础；政党文化建设的方法体系是政党文化建设所采取的一系列的策略和方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历史地位决定了其现代性的主体地位。在这一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主要从政党文化建设的价值体系和运行体系出发，以公共性、民主性为价值导向，以政党制度的“规范性”为实践运行保障，不断推进政党文化的现代性建设。

（一）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现代性主体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性不由任何形式的主观臆断所能决定，而是由其现实的历史使命和历史地位所决定。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诉求科学地转化为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政治实体。其一，中国共产党肩负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为了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陈旧的、腐朽的封建意识形态，反对一切狭隘的私人利益，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追求，以此号召团结全体中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伟业。其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最先进的思想理论成果指导最先进的现代化建设。正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才能具备现代性，才能像邹诗鹏教授所说的确立中国现代性的资格与身份。其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坚持自我革命，以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现代性，进而引领和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充分展现了公共性、民主性和规范性的现代性要素。从公共性上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保有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历来坚持用先锋队标准要求自己、建设自己。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和普遍意志的集中代表，并由此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工人阶级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决定，工人阶级除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要求劳动的自主性和分配方式的合理性等公共要求外，没有其他的私人要求。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具有最坚定的革命性，工人阶级真正能够代表生产力和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方向，真正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要求。从民主性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民主集中制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民主性既是体现公共性的手段，又是政党现代性的根本目的。一方面，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形式，相比于西方注重累加个体意志的形而上的民主，民主集中制体现了个体意志在辩证总体中的统一，这种民主形式可以有效凝练和概括党员的集体意志。另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将“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恩格斯所讲的“共同联合体”实质上就是一种全新的民主形式，这种民主形式始终作为目的存在，并指引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和党自身的民主实践。从规范性上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组织、纪律和制度建设，以此为基础不断完善党的“规范体系”，不断强化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体权力行使的规范性。

（二）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现代性目标

“政党文化对政党制度模式选择及实际行为状况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党文化的性质决定政党制度的性质。制度规范是政党文化系统的一个基本要素，制度对于政党如此重要，以至邓小平将制度建设置于党的建设的决定性位臵，强调充分发挥制度对党的建设的长远作用。我们认为，政党制度可以划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其中，政党的基本制度是指“对政党的立党宗旨、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及其阶级（阶层）基础等的基本性规定，是反映政党本质的制度。”政党的具体制度是指“为实现其基本制度而确立的具体的行为规范和程序的总称。”政党的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用成文的律法和非成文的规矩规定了政党的目标、指导思想，以及政党的组织、领导和工作方式等基本要素。政党文化的性质直接决定了政党制度建设的方向，并通过制度建设规定政党的性质。因此，有什么样的政党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推进文化建设，就是要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水平，就是要把党建设为始终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充分且适当的党内民主，始终按照规矩办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历史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不尽相同的建党目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从“地域范围”“群众性”“团结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这四个方面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目标。可以说，对这四方面建党目标的追求，是党由弱变强、以弱胜强的关键。没有全国范围的根据地，党就失去了战略纵深；没有广泛的群众性，党就失去了革命根基；没有自身的团结巩固，党就成了一片散沙；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就失去了灵魂。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从领导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视角出发，强调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经受风险”和“走在时代前列”列入建党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更加聚焦，增加了对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以及“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等要求。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充分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们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各个时期的建党目标虽有各自的侧重点，但其中蕴含的文化实质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把党建设成为广大群众性的，团结巩固有力量的，能够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强调党的公共性建设，确保党始终能够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强调民主性建设，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内民主手段，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强调规范性建设，通过党的规章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党能够不以任何主观意志为转移地践行自己的根本理念。只有在这种政党文化的引领下完善党的制度建设，才能实现根本的党建目标。

（三）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现代性脉络

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而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政党文化的现代性。在许多学者那里，制度化水平是衡量一个政党现代化水平的核心指标。如英国学者吉登斯把现代性看做一种行为制度与模式，我国学者柯卫将法治意识看作人的现代化的关键与核心。我们非常赞同这种观点，并进一步认为，一个政党能否依据现代性的政党文化创设自身的制度体系，直接决定了该政党的现代化水平。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光辉历史，可以把握党的文化建设的现代性脉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重点主要在“公共性”和“民主性”之上。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更快地发展，首先需要在思想上加以整顿，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通过思想建设，广大党员干部克服了非无产阶级思想，作为“政党思想”的文化自然就克服了“非公共性”的、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因素。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思想和组织建设为中国共产党现代性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重点转移到政党制度的“规范性”之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思想和组织路线的破坏，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制度建党的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强调这一点，也就是强调要以规范性的制度文化为指导，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使“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以“公共性”“民主性”和“规范性”为核心的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补充“理想信念之钙”，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强调党中央的权威，又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还始终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程序化。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建设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指向，其现代性侧重点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而有所不同，但始终随历史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

三、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含蓄的现代性指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能否处理好机遇与挑战的关系，能否化挑战为机遇，化机遇为成功，关键在于能否依据现代性的要求，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完善党的建设。

（一）以“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奠定政党文化的现代性根基

自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高举马克思主义真理旗帜，将矢志不渝为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集中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其初级阶段的现实表现。中国共产党具有最坚决的革命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决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正是基于这一点，党章才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想要始终保持自己的阶级本性，筑牢自己的阶级基础，就必须要坚持“为人民执政”的文化，坚持完善与之相关的各项制度。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开拓历史伟业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百年光辉历史中创造出四个伟大成就，关键在于党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想要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获得改造世界的磅礴伟力，就必须要坚持“靠人民执政”的政党文化。能否做到“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关键在于广大党员干部能否确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能否保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软骨病”的现实表现就是精神懈怠、消极腐败、脱离群众，在重要关头不讲政治、没有原则、背离人民。我们只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党文化，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定不移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才能始终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

（二）以“发展党内民主和实行正确集中”筑牢政党文化的现代性基础

中国共产党“两个先锋队”的性质能否得到保障，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否被正确代表，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民主集中”的政党文化。“民主集中”是被历史充分验证了的适合党情国情的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实践，作出重大决策的根本方法原则。正如辛向阳教授所讲，“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政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能够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的要求吸纳进我们党的政策制定之中，并切实保证这一过程富有活力和效率，从而摆脱个人专断行为，真正实行集体民主。

我们必须要贯彻“民主集中”的政党文化，坚定不移地发展党内民主。一方面，民主是集中的基础，集中只有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其现实价值，没有民主的集中必然导致专制。不同于西方“一锤子买卖”的选举式民主，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即把民主的元素贯彻到党的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全过程。这种形式的民主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集体智慧，使其真正地参与到党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集中是对民主的凝练和升华，没有集中的无原则的“民主”是“民粹主义”的温床。黑格尔讲，“特殊性的原则，正是随着它自为地发展为整体而推移到普遍性，并且只有在普遍性中才达到它的真理。”黑格尔的观点是正确的，具有特殊性的民主意见必须要自为地发展为整体才能达到它的真理。特殊性决不会通过“投票”这种简单的方式发展为普遍性，普遍性只能通过建立在一定理论原则下的意见集中才能实现。民主集中制正是集中民主意见，使其发展为普遍性真理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方式。因此，我们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党内民主和实行正确集中”，走中国式民主道路。

（三）以“依规治党和全面从严治党”强化政党文化的现代性保障

依规治党，也就是党严格依据自己的纪律、规矩，依据党内法规、制度，依据党优良的作风和传统来治理自身的思想和实践。依规治党同全面从严治党有着密切联系，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只有坚持依规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真正落实到具体的建党实践之中；全面从严治党是依规治党的原则，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才能发挥其内在功能。“依规治党和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制度文化的现代性要求。只有坚持依规治党和全面从严治党的统一，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规范性才能得到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才能得以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才能得以坚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受市场经济和西方“和平演变”的影响，党的纪律和规矩出现了涣散，党内出现了“四风问题”，党面临“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党的文化现代性建设亦有受挫。面对这种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并把依规治党、标本兼治写入党章。只有坚持依规治党和全面从严治党的统一，不断完善和严格党内“立法”，明确党的纪律和规矩，才能为政党文化建设实践提供客观标准，才能为党内生活提供根本规范。这种规范既是对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的倡导，更是为全体党员划定了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警戒线。依规治党必须坚持立规矩、讲规矩同向发力，既要保证有规可依，更要做到执规必严，依规治党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动态实施过程，就是为党的现代性建设提供根本遵循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