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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毛泽东斗争精神及其当代启示研究

时间:2024-11-01  来源:   阅读量:
作者简介: 李洁,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7期


摘要:

毛泽东的一生是不懈奋斗的一生,在其领导、参与革命和建设的斗争实践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的斗争精神,集中表现为以“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动、在极度困境中敢与敌人决战到底的自信自强、以党内思想斗争推动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自觉、以统一战线凝聚斗争力量的主体自觉。新时代新征程,机遇与挑战并存,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各种矛盾纷繁复杂,毛泽东斗争精神启示我们必须继续发扬斗争精神,树立斗争意识、增强斗争魄力,学习斗争本领、提升斗争能力,注重斗争方法、讲求斗争实效,不断争取更大胜利。


关键词:

毛泽东;斗争精神;两个结合;当代启示

“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中国共产党人既充分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品格,又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锤炼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强大精神品格。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斗争实践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的斗争精神。当前,我们已经进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但也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传承弘扬毛泽东斗争精神,响应党的二十大关于“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号召,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毛泽东斗争精神的丰富内涵

毛泽东的一生是不懈奋斗的一生,具有坚定的斗争意志,他在青年时期就曾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也评价道:“毛泽东同志展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斗争精神的丰富内涵集中表现为以“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动、在极度困境中敢与敌人决战到底的自信自强、以党内思想斗争推动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自觉、以统一战线凝聚斗争力量的主体自觉。

第一,探寻真理、坚定信仰,以“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动。近代以来,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作了各种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为了找到中国的出路,毛泽东同志‘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在反复比较和鉴别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从此一生追寻,矢志不移。”也正是在不断寻求出路的过程中,毛泽东躬身实践、探寻真理,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着中国的前进方向,充分彰显了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历史主动意涵。

青年毛泽东思想起初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1918年8月与1919年12月毛泽东两次进京,接触并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其思想注入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成分。但此时他还确信通过民众联合采取“呼声革命”“无血革命”这种温和的方式打倒强权,最终达成没有任何强权的无政府主义理想社会。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就是对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践行。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促使青年毛泽东开始系统地反思总结,主动转向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他给向警予等人写信道:“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关于走什么道路、采用什么办法,1920年底到1921年初,毛泽东在给蔡和森、萧子升的信中指出:“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对于蔡和森提出的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他写道,“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认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经过实践运动和思想斗争,青年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在心中初步擘画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宏伟蓝图。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之所以能够转向主动,就在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时,坚决抵制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中国化改造,非常注重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这个具体环境既指当时“运动的特点”“规律”,即革命的实际;也指我们的“历史遗产”,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即“第一次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同时,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我们的历史遗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实事求是”“愚公移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等就是其结合的优秀范例。“第一次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形成其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具体形势,毛泽东提出了“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二次结合”,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二,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在极度困境中敢与敌人决战到底的自信自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斗争过程中,面对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面对强大的敌人,毛泽东不仅表现出斗争到底的坚决态度,而且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担当,在《湘江评论》时期他就喊出了“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始终表现出敢于与国内落后势力、反动势力及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英勇气概。

大革命时期,面对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迫害革命志士,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绝杀”,而是发动近百场武装起义,拉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序幕。土地革命时期,在城市斗争失利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张将斗争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由此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长征之路。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以非凡的才智,带领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顺利到达陕北。抗日战争时期,面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毛泽东积极谋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逼蒋抗日,组织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速胜论”“亡国论”等错误论调,毛泽东作《论持久战》进行科学分析,用必胜的信念鼓舞红军和人民大众。抗日战争结束,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迹象显露无遗时,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当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全国革命胜利在望时,面对蒋介石联合美苏向中共施压阻挠革命,毛泽东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指出:“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采取了严厉的封锁政策,甚至不惜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来干扰新中国的建设。对此,毛泽东提出:对朝鲜问题“不能置之不理”,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强大魄力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决定,为新中国建设赢得了和平建设的环境。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西方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等在国际上掀起“反华大合唱”时,毛泽东在多个场合提出“不怕鬼”的论断,“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越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如果你怕了,美国就客气,那么怕也好……问题是,你越怕它越欺负你,该怎么办?只好不怕,只好干……我看,你越不怕,它就越不敢任意欺负”。面对苏联提出共同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主张,毛泽东坚决以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提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这种面对强大敌人,在极度的困境中仍奋起抗争,敢与敌人决战到底的强大气魄,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的自信自强精神,是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最主要内涵。

第三,直面问题、矫正航向,以党内思想斗争推动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自觉。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说道:“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动摇,不仅在于其确立信仰的过程是一个几经斗争的过程,更在于其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勇于开展并赢得党内思想斗争的结果。毛泽东相信要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就要敢于斗争,“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就是人民的逻辑。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始终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领导开展不懈的党内思想斗争,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等“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及时矫正革命和建设航向,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彰显了毛泽东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历史自觉。

所谓党内思想斗争,就是以批评、批判、论争等主要方式开展的,旨在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共识,提升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的党内思想教育或思想改造。大革命时期,面对陈独秀的右倾妥协,毛泽东指出要分清敌我,明确斗争目标;经过实地考察,以大量事实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认识到党内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古田会议期间开创了党内思想斗争之先河,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想进行了详细分析和纠正。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推动党内思想斗争继续深化,在与“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斗争的过程中矫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党内思想斗争走向成熟,通过整风运动克服了“左”倾、右倾错误思想,纠正了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倾向,解决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领导党内思想斗争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适时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等。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因此,毛泽东向来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认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

第四,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以统一战线凝聚斗争力量的主体自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体现着对革命对象、革命力量、革命目的、革命方式等的不同认识,甚至直接关系着革命斗争的成败,也是一个政党进行革命斗争首先要回答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从小对劳苦大众充满同情,同时也从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中看到了民众联合的力量,其在参与、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始终秉承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斗争信念,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认为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就必然要求我们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要完成这个中心任务,“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唯有如此,广大群众才会拥护我们,才能更好地依靠人民,人民才会“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也正是基于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斗争信念,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被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斗争是为了人民,但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就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强调并善于运用统一战线来凝聚斗争的力量,他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就抓住了斗争主体这个根本性问题,也很好地解释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基本内涵,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人心所向与斗争力量的问题。但毛泽东同时又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团结和联合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斗争,相反,“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就很好地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很好地解决了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即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这种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以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抓手,凝聚最广泛的斗争力量进而赢得斗争胜利,充分彰显了毛泽东斗争精神中的主体自觉意涵。



/二、毛泽东斗争精神的鲜明特征

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形成、发展、完善过程寓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既来源于实践,同时又指导实践,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充分彰显其科学性。毛泽东斗争精神之所以科学,一方面源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科学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则是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明确的问题导向与正确的原则立场。除此之外,还在于其注重科学的策略方法与灵活的斗争艺术。透过这些鲜明特征可以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斗争精神的丰富内涵。

第一,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科学的理论指导。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形成首先是经历了青年时期思想转变的过程,而透过这一过程可以发现,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形成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科学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一方面,毛泽东斗争精神内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立自强、敢于抗争的精神品格。毛泽东幼时在私塾学习期间就对传统文化有着较为系统的学习,多年后他回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除此之外,毛泽东还爱看中国古典名著,“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尽管老师严加防范,我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传》、《三国》和《西游记》”。这些传统文化因素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其中自立自强、敢于抗争的精神品格,在毛泽东的讲话、著作、诗词中都常有体现。比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会上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号召中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挖掉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又如,面对国际掀起的“反华大合唱”,借用中国历代“不怕鬼”的故事,鼓励全国上下敢于胜利、敢于斗争。

另一方面,毛泽东斗争精神又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蕴含着科学的理论逻辑。毛泽东与马克思的人生轨迹极其相似,都是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不懈奋斗、战斗不息的一生。毛泽东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如果说毛泽东的抗争意识深受家庭因素、传统文化因素以及社会背景的影响,那么其坚定不移的斗争信念,毋庸置疑就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就始终将其作为指导革命实践斗争的思想武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重大胜利。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毛泽东认为,发展,包括各种突变和飞跃,都要进行充分的斗争,“没有矛盾和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同样,“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同时,毛泽东还注重在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契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改造,赋予了毛泽东斗争精神更加丰富的内涵。比如,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重大胜利的关键思想因素。

第二,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与正确的原则立场。毛泽东斗争精神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科学的理论指导,正因如此,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斗争精神就不是无妄地泄私愤或者纠缠于个人恩怨之间的打击报复、残酷斗争,而是始终秉承着鲜明的问题导向与正确的原则立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一定意义上讲,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人类的实践活动只有解决了存在的问题才能达成其目的,进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但“每一件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与“问题”其实是同一事物在不同层面的规定性,矛盾从内部反映事物的本质,而问题则是事物的外在表现形式,事物的矛盾总会以一定的问题表现出来。坚持问题导向,其实质就是抓住矛盾,有矛盾就有问题,抓住问题就是要抓住矛盾,问题得到解决就是矛盾得到化解。

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形成发展过程就是抓住矛盾、解决问题的过程,始终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毛泽东躬身实践、探寻真理、坚定信仰的过程就是以“两个结合”为抓手,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紧紧抓住“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国内的剿匪、镇反任务还未彻底完成,国际帝国主义对新生政权又虎视眈眈,因此,这一时期存在两种基本矛盾。就国内来说,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国外来说,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与此相应,主要任务就是保卫新中国、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国内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当时我国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斗争实践之所以能够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关键还在于斗争始终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立场,如果原则立场有误,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则必然发生偏差。所谓原则,就是指在斗争过程中必须始终坚守的底线,比如,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毛泽东曾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所谓立场,主要回答斗争为了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初心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斗争的明确方向、原则和立场。虽然每个时期,为着不同的目标,但归根结底始终秉持着“为了人民”这个根本立场。正如毛泽东对我军作战目的论述那样:“本军作战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

第三,注重科学的策略方法与灵活的斗争艺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毛泽东斗争精神的鲜明写照。如果说“敢于斗争”是毛泽东斗争精神鲜明特征的一个方面,彰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敢作敢为、奋勇争先的斗争勇气的话,那么“善于斗争”就是毛泽东斗争精神中科学的策略方法与灵活的斗争艺术的集中反映,充分阐释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实践中的成功密码。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这种精神武器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成物质力量。唯物辩证法“是我们观察世界、判断形势、认识问题的基本方法”,毛泽东非常注重以辩证思维来指导实践,在其革命和建设的斗争实践中多次提到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斗争精神所注重的策略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在具体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则认为,抓住了矛盾及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抓住了辩证法的实质,其在《矛盾论》中就明确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毛泽东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斗争实践,在斗争的策略方法上有着非常深入的思考。一是辩证看待“斗争”与“团结”。在党内思想斗争中,毛泽东强调“团结—批评—团结”的策略方法,以斗争求团结。斗争绝不是盲目的、毫无原则的,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批评要“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也可以开展“必要的斗争”,绝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要避免犯“只有斗争,不要团结”的“左”倾错误或“只有团结,不要斗争”右倾错误。二是辩证看待“战略”与“战术”。在对敌斗争中,毛泽东提出“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著名论断,并明确指出,我们战胜敌人的根本法则就是实行“以一当十”的战略和“以十当一”的战术。三是辩证看待“打”与“和”。毛泽东在作出抗美援朝决定之时,就秉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理念,为国内建设赢得和平环境。面对印度一再进犯我国边境,毛泽东作出对印自卫反击决定的同时,指示东西线部队指挥员,要打就要打狠,打是为了和。

毛泽东充分运用辩证法指导斗争实践,善于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具体的斗争实践中灵活运用斗争的策略方法,表现出灵活的斗争艺术。同时,毛泽东也指出,要以科学的态度认识敌人进而研究指导战争,“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16](P173-174)为此,必须注重灵活的斗争艺术。比如,被誉为“神来之笔”的四渡赤水,成为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灵活指挥的光辉典范。再如,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毛泽东还主张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即注意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这样“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三、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当代启示

“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自党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自己的初心使命,并且还敢于与强大的敌人和一切困难作斗争。正是这种明确的目标与顽强的斗争精神锻造出战无不胜的中国共产党。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中,我们必须继续发扬斗争精神,才能更好地推进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未竟事业。为此,我们不但要有斗争的意识和魄力,还要增强斗争的本领和能力,更要讲求斗争的方法和实效。

第一,树立斗争意识、增强斗争魄力以坚定党和人民的斗争信念。党的二十大系统总结了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并庄严宣告,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这个目标,但越是接近这个目标,我们遇到的阻力和困难就会越大,“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而且越来越复杂”,甚至将面临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任何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都是不切实际的,得“软骨病”、患“恐惧症”则更无济于事。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向中国人民发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号召,表现出坚定的斗争信念。今天,我们也必须时刻做好斗争的准备,树立斗争意识、增强斗争魄力、坚定斗争信念。当然,我们开展斗争绝不是无原则、无休止地折腾与内耗,而是有着明确的对象,“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具体来讲,就是面对“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进行毫不犹豫的、最坚决的斗争。

第二,学习斗争本领、提升斗争能力以把握斗争规律赢得战略主动。恩格斯曾说:“如果斗争只是在机会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我们开展工作,实质就是要解决某个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往往又面临着诸多不利条件,这就需要与各种困难和挑战作斗争,能否把握斗争规律、赢得战略主动,则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具备相应的斗争本领和足够的斗争能力。但斗争本领与斗争能力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一方面,需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认清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站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矛盾问题。对此,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多次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共产党宣言》等为主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集体学习,目的就是带领全党同志通过学习,把握真理,坚定信仰信心,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新时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在实践中淬炼斗争本领、提升斗争能力。高超的斗争本领是由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经受锻炼从而进一步转化为斗争本领,斗争能力则是在这一过程的多次反复中不断得到提升。正如习近平所说:“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中磨砺,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越能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当前,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压、制裁,我们只有充分发扬斗争精神,以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强大魄力,积极面对复杂的斗争,才能赢得战略主动,进而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

第三,注重斗争方法、讲求斗争实效以推动斗争不断走向新胜利。唯物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其批判性、革命性的本质特征决定其“不崇拜任何东西”,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根本原因和巨大优势。如果说“敢于斗争”反映的是我们的斗争意识、气魄和信念,那么“善于斗争”则意味着我们对斗争方法和斗争实效的一种追求。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那样,“既要敢于斗争,勇于碰硬,又要善于斗争,讲究斗争艺术和策略”,任何有勇无谋的斗争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观点,这就昭示着斗争无处不在,同时,又要求我们在斗争中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则。一方面,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面对世界发展过程中纷繁复杂的矛盾,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持底线思维,“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另一方面,做好统筹兼顾,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斗争的规律性。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强调在各种重大斗争中,要“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党的二十大也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法论,重点突出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唯有注重斗争方法,讲求斗争实效,才能更好地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等重大事务统筹推进,不断争取更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