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一生是不懈奋斗的一生,具有坚定的斗争意志,他在青年时期就曾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也评价道:“毛泽东同志展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斗争精神的丰富内涵集中表现为以“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动、在极度困境中敢与敌人决战到底的自信自强、以党内思想斗争推动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自觉、以统一战线凝聚斗争力量的主体自觉。
第一,探寻真理、坚定信仰,以“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动。近代以来,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作了各种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中国向何处去”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为了找到中国的出路,毛泽东同志‘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在反复比较和鉴别中,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从此一生追寻,矢志不移。”也正是在不断寻求出路的过程中,毛泽东躬身实践、探寻真理,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且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引领着中国的前进方向,充分彰显了毛泽东斗争精神的历史主动意涵。
青年毛泽东思想起初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1918年8月与1919年12月毛泽东两次进京,接触并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其思想注入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成分。但此时他还确信通过民众联合采取“呼声革命”“无血革命”这种温和的方式打倒强权,最终达成没有任何强权的无政府主义理想社会。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就是对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践行。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促使青年毛泽东开始系统地反思总结,主动转向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他给向警予等人写信道:“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关于走什么道路、采用什么办法,1920年底到1921年初,毛泽东在给蔡和森、萧子升的信中指出:“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对于蔡和森提出的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他写道,“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认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经过实践运动和思想斗争,青年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在心中初步擘画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宏伟蓝图。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之所以能够转向主动,就在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时,坚决抵制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中国化改造,非常注重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这个具体环境既指当时“运动的特点”“规律”,即革命的实际;也指我们的“历史遗产”,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即“第一次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同时,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我们的历史遗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实事求是”“愚公移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等就是其结合的优秀范例。“第一次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形成其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根据当时国际国内的具体形势,毛泽东提出了“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二次结合”,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二,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在极度困境中敢与敌人决战到底的自信自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斗争过程中,面对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面对强大的敌人,毛泽东不仅表现出斗争到底的坚决态度,而且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担当,在《湘江评论》时期他就喊出了“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始终表现出敢于与国内落后势力、反动势力及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英勇气概。
大革命时期,面对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迫害革命志士,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绝杀”,而是发动近百场武装起义,拉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序幕。土地革命时期,在城市斗争失利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张将斗争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由此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长征之路。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以非凡的才智,带领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顺利到达陕北。抗日战争时期,面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毛泽东积极谋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逼蒋抗日,组织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速胜论”“亡国论”等错误论调,毛泽东作《论持久战》进行科学分析,用必胜的信念鼓舞红军和人民大众。抗日战争结束,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迹象显露无遗时,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当三大战役取得胜利,全国革命胜利在望时,面对蒋介石联合美苏向中共施压阻挠革命,毛泽东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令,指出:“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采取了严厉的封锁政策,甚至不惜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来干扰新中国的建设。对此,毛泽东提出:对朝鲜问题“不能置之不理”,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强大魄力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决定,为新中国建设赢得了和平建设的环境。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西方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等在国际上掀起“反华大合唱”时,毛泽东在多个场合提出“不怕鬼”的论断,“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越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如果你怕了,美国就客气,那么怕也好……问题是,你越怕它越欺负你,该怎么办?只好不怕,只好干……我看,你越不怕,它就越不敢任意欺负”。面对苏联提出共同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主张,毛泽东坚决以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提出“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这种面对强大敌人,在极度的困境中仍奋起抗争,敢与敌人决战到底的强大气魄,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的自信自强精神,是毛泽东斗争精神的最主要内涵。
第三,直面问题、矫正航向,以党内思想斗争推动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自觉。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说道:“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动摇,不仅在于其确立信仰的过程是一个几经斗争的过程,更在于其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勇于开展并赢得党内思想斗争的结果。毛泽东相信要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就要敢于斗争,“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就是人民的逻辑。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始终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领导开展不懈的党内思想斗争,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等“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及时矫正革命和建设航向,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彰显了毛泽东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历史自觉。
所谓党内思想斗争,就是以批评、批判、论争等主要方式开展的,旨在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共识,提升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的党内思想教育或思想改造。大革命时期,面对陈独秀的右倾妥协,毛泽东指出要分清敌我,明确斗争目标;经过实地考察,以大量事实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认识到党内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古田会议期间开创了党内思想斗争之先河,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极端民主化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想进行了详细分析和纠正。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推动党内思想斗争继续深化,在与“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斗争的过程中矫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党内思想斗争走向成熟,通过整风运动克服了“左”倾、右倾错误思想,纠正了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倾向,解决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领导党内思想斗争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适时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等。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因此,毛泽东向来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认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
第四,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以统一战线凝聚斗争力量的主体自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体现着对革命对象、革命力量、革命目的、革命方式等的不同认识,甚至直接关系着革命斗争的成败,也是一个政党进行革命斗争首先要回答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毛泽东出身农民家庭,从小对劳苦大众充满同情,同时也从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中看到了民众联合的力量,其在参与、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始终秉承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斗争信念,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认为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就必然要求我们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要完成这个中心任务,“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唯有如此,广大群众才会拥护我们,才能更好地依靠人民,人民才会“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也正是基于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斗争信念,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被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斗争是为了人民,但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就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强调并善于运用统一战线来凝聚斗争的力量,他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就抓住了斗争主体这个根本性问题,也很好地解释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基本内涵,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人心所向与斗争力量的问题。但毛泽东同时又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团结和联合并不意味着完全摒弃斗争,相反,“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就很好地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很好地解决了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即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这种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以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抓手,凝聚最广泛的斗争力量进而赢得斗争胜利,充分彰显了毛泽东斗争精神中的主体自觉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