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的功能旨向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考察视角来看，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历史感”蕴藏着一条明确的主线，那就是通过实践的方式与不同时期的“主观主义”对弈，这既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生成的背景，也规定着调查研究的基本范畴及其现实功能。因此，历时追溯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在不同阶段的主要功能表达，是进入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整体视野的基本路径。

(一)研究实事的途径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受实学传统与社会风雷的涵化影响，以一种自在的唯物史观投身于社会调查活动。早在1917年刊发于《新青年》杂志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毛泽东即表达了对清初重视习行的“颜李学派”的推崇。尔后，在数度走出书斋、游学考察过程中，对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实际生活状况的深入接触，为其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作了实践准备。1919年，针对当时湖南思想界教条化的空谈气氛，毛泽东于《湘江评论》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该文或可称为青年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宣言书，文中特别提出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这里对“实际”的关切是青年毛泽东从事社会调查活动的锚点所系。

同年9月，兼顾问题研究与主义研究的“问题研究会”在长沙拟创，与当时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同，毛泽东特别注重运用直接调查与间接调查的方法，对并没有得到“比较明了的概念”的“种种主义，种种学说”进行分析比较，这为此后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准备。1920年，在《致周世钊信》中，非哲学范畴的调查研究概念首次出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事实上，青年毛泽东的社会调查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一种自觉的活动，但作为研究实事的自发途径，构成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形成的前史。

(二)革命实践的根据

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初期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的活跃期，大革命与土地革命复杂残酷的斗争，催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本，我们或可将其称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形成阶段。1921年，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提及“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标志着他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考察社会状况，调查研究随后成为破解当时革命难题的重要依据。

为了寻找斗争实践的正确策略，毛泽东以湘赣闽为主要调研区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活动，如在湘工人状况调查与农民运动考察、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调查研究、寻乌城镇商业调查、兴国八户农民典型调查、长冈乡才溪乡经验调查。面对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唯心论与“先哲”标准神秘论，毛泽东撰写了具有其调查研究思想总纲性质的名篇《调查工作》,从文本意义上阐释了调查研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基本范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等逻辑相续的科学论断，标示着这一阶段调查研究的功能已从研究实事拓展到指导革命斗争实践。

(三)党的建设的依托

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夜，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更为紧张的斗争局势下，清算以“左倾”教条主义为代表的主观主义错误思想，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这一时期调查研究活动的功能要旨。随着1941年《农村调查》的汇编成册，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进入理论成熟期。其中，《〈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作为这一阶段调查研究的标志性著作，完备归纳了调查研究方法，直观阐明了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

在充分肯定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地位后，《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整风文献与《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的出台推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是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从一般意义上的认识世界向改造共产党人主观世界过渡的重要标识。“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等表达宣告着调查研究的功能自此上升到党的建设层面。此后，在转战陕北过程中，毛泽东于谭家坪等地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期间起草、写就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标志着调查研究成为全党制度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四)联系群众的津梁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调查研究的功能由于新的历史课题的出现而不断拓深。1943年毛泽东就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经典论断，但对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三者一致性的观照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贡献。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南方各地视察并沿途进行调查研究，后又至各地农村调查，形成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系列著作，指出概念、判断的形成以及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

1960年，毛泽东写下《十年总结》一文，着重从认识论上回顾了1958年以来的主观主义经验教训，提出“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在事实上拉开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作为“调查研究年”的序幕。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1963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两个文本，对调查研究、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三者的一致性作了高度概括，阐明了三者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性，指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要解决问题、改造世界，关键在于能不能经由周密的调查研究，充分发扬民主，把群众分散的意见以集中的方式转化为系统的意见，经过酝酿讨论形成正确主张，进而转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二、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基本要件

功能作为一种对象性范畴，其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事物与其他事物相互作用关系的深化过程。相应地，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功能旨向的互文性迁变历程，也是这一思想随调查研究活动的深入而不断朝向学理化的形态演变过程。作为体大思精且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绝不是思想的自转，与那些“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存在本质区别。从研究实事到联系群众，其主要功能呈现样态与实现程度，总是与当时实践需要高度嵌合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在功能的层累过程中科学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要件。

(一)问题意识是调查研究的发生原点

“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而“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意识始终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实践原点。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从自发到自觉、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从个体经验到思想路线的渐进式过渡，是随时随地以实际问题为转移的，这一点也体现在毛泽东对“问题”本身的界定轨迹上。1919年，他将尚未得到适当解决且为人生所必须的事或理定义为“问题”,并列举出71项144个当时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问题研究会”的要务，强调“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虽然“问题研究会”因多种原因流产，但其中闪烁的类似“以学理解决问题”“以实行解决问题”等强烈的问题意识，构成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底色。

毛泽东此后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给出了关于“问题”与“调查研究”更为形象的表达：“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这里将问题意识视为调查与研究得以结合的中点，“调查”是对问题的缘起、现状和历史的调查，而研究是对问题的“发言权”,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得出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其后，在《反对党八股》中，毛泽东进一步直言“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要真正解决矛盾，须规避甲乙丙丁现象罗列式的形式主义，经历一番“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系统调研过程。

(二)实事求是是调查研究的根本原则

探究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发生发展的脉络可知，实事求是是贯穿始终的根本原则。从实事求是的生成来看，其最早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又在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中得以发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典范例。自青年毛泽东为了明晰实事和真理，主动向人生实际求索，到革命时期“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等关于调查研究与“实际”的关系论述，可以清晰看出实事求是在调查研究活动的推进中，通过对形而上学思想观点的“破”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的“立”,不断凝练成调查研究的根本原则。

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其中，“实事”是经调查详细占有的客观实际材料，而从实际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便是“求是”的过程，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去分析与综合的研究过程。进一步地，“实事求是”通过调查来破除抽象的主观分析，转而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来求得事物的本质性规定，从而在唯物史观的意义上改造事物。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三次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目的在于“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可见，实事求是是调查研究的行动向导，调查研究是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并真正戒除空谈的基础环节。

(三)系统观念是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

社会存在并非铁板一块，其普遍联系的本质属性规定着社会意识的系统性。正如毛泽东所讲：“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正是一种“系统的知识”,系统观念是调查研究得以解决事理问题的一整套思维程序。在《关于农村调查》等文本中，毛泽东曾经以“观察延安”为例，给出观察事物应有的科学认知过程，即从观察延安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性概念，再对延安学校机关等进行各部分有秩序的研究，最后运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对延安的整体性认识。

至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等论著更直观地论述了作为调查研究思想方法的系统观念，厘清了坚持系统观念就是在对一事物调查、考察与观察过程中，采取普遍联系、全面系统与发展变化三重视角进行辨析、分析与解析。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报表式、钦差式特别是“老爷式的调查”,毛泽东提出要做“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就是系统性的直接体现，以此为基础，才能克服主观主义错误，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四)群众路线是调查研究的价值遵循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从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的画像来看，这一“历史活动”恰是一部怎么争取、如何依靠、怎样领导人民群众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历程。在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的著作群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清晰的线索，扎实的调查研究是克服“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由之路，而群众路线则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的理论创造。

从《反对本本主义》开始，调查研究活动视野下的“群众”就具有三重面向。一是“调查”的对象性存在，这里的对象指涉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群众实存。群众是“可敬爱的先生”,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向群众学习，“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是毛泽东对这一面向的经典表述。二是“研究”得以有效的过程要件，政策的制定与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群众实践智慧的反哺。正如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三是“调查研究”的价值落点，群众不是调查研究的手段，而是调查研究的目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价值归依是为了群众、解放群众。

三、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当代意义

概念作为思想上的反映，“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考察不能限于探讨功能和要件，应扎根新时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根本要求，从功能表达与要件旨趣中洞见其现实价值，锚定当代中国具体的、现实的需要，把调查研究这一“我们党的传家宝”真正转化为新时代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一)破除形而上学的实践工具

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是一部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历史，无论调查研究功能如何拓展，拒斥“瞎说一气”“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形而上学是其特有的实践动因。《实践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文本，正是对称调查研究为“狭隘经验论”的“本本主义者”的批判和答辩，其中关于“变革梨子”“变革原子”等“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经典譬喻，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形象思考，而“发现真理—证实真理—发展真理”这一实践论基本逻辑的确立，个中环节无法离开对客观实存的深度调查和系统研究。

新时代破除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仍是推动调查研究工作的首要关切，“任何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都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因而扬弃“盲人摸象”式的感性片面与“郑人买履”式的刻板理性等类形而上学思维，须将感觉与论理在调查研究中螺旋统一起来。基于此，在调查研究中，一方面须采用系统的联系的观点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克服坐井观天、掩耳盗铃、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瞎子摸鱼等形而上学顽疾；另一方面，须采取发展的全面的视角跳出运动式、痕迹式、突击式等形而上学调研思维，建立长效化、常态化、制度化的调查研究机制，将调查研究置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域下，使调查研究真正成为日用而不觉的经常性活动。

(二)形成正确决策的先决条件

从毛泽东一生的调查研究活动来看，调查研究始终是在各种复杂局势中获得正确“发言权”与合宜“决策权”的先决条件。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为纠正当时红军第四军内流于空想和盲动的主观主义错误思想，毛泽东第一次自觉使用了“调查和研究”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作形势政策分析的前件。毛泽东关于“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等论说，集中阐述了调查研究对形成正确决策的重要意义。此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方案时，毛泽东再度提及“发言权”的问题：“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这时调查研究已从革命时期获得“发言权”的前提拓展至具备“决策权”的条件层面。

新时代关于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基本功”等重要论述，正是对毛泽东“决策权”认识的直接继承。其后，“为科学决策服务”“使调查研究工作同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密结合起来”等同义反复表述，进一步申明了调查研究与科学决策的互嵌关系。习近平曾明确指出：“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新时代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以及国内繁重的改革任务，使得问题呈现的复杂程度和解决问题的困难程度同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迫切需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切合实际、行之有效、利于长远的理论供给与决策设计。

(三)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进路

回溯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历程，“客观实存矛盾”“调查实际情况”“形成科学决策”“解决具体问题”构成了一簇往复相续的调研逻辑，这一逻辑集中体现了经由正确的调查研究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实践链条。在毛泽东看来，“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但类似流水账式的“纵断法”调查研究，“只是收集许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这样的调查研究方法是无益于解决问题的。对此，毛泽东给出了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如“敌我友”的阶级分析法、“眼睛向下”的蹲点调查法、“走马观花”的观察调查法、“下马看花”的个别调查法、“解剖一个麻雀”的横断调查法和“抓住要点”的矛盾分析法等。

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正是“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强调规避“扎堆调研、多头调研、重复调研”等低效方式，力克“作秀式”“盆景式”“蜻蜓点水式”“嫌贫爱富式”“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等形式主义，用正确的调查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的守正创新，一方面，要“身入”基层，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开展调查，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摸准摸透实际情况，研究真问题，正如习近平所讲，“过去常用的‘蹲点调研’、‘解剖麻雀’的调研方式依然是管用的”；另一方面，要“心到”基层，胸中有数、有的放矢做好研究，采取交换、比较和反复的方法听取多方意见，进行立体式分析，真研究问题。从调查技术的视角来看，正确的调查研究方法就是以“解决真问题”为锚点，摸清真实情况，明晰方向目的，把准具体任务，落实主体责任，给出解决方案。

(四)社会科学研究的源头活水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属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所形成的调查研究名篇对中国社会状况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被誉为“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毛泽东认为，“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但“社会科学研究专从书本子里面讨生活是危险的”。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是做好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缺少调查研究环节，社会科学研究便会堕入“唯心主义造神派的‘经验批判主义’”桎梏。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回到广阔的实践天地去调查鲜活情况和研究原始材料。改革开放以来，随着1982年《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出版，为田野调查的广泛开展提供了宝贵的本土理论与方法。

新时代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仍然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实现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径。社会发展进程中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社会科学因应实践深化的需要，及时研究、提出并且运用新思想新理念。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不可能有教义式的现成教科书，要解释好新时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就务须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提供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成果。理论思维的起点往往决定着理论创新的成果，这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明确“为谁创作、为谁立言”这个根本问题，只有回应时代呼声，着眼群众所需，通过调查研究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理念，才能真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