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20—2024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态势

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态势分析主要借助牛津大学SOLO数据库在这一期间所收录的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对其数量、研究者分布地区和高频词汇进行统计分析得到。

（一）论文和著作数量统计分析

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的载体主要是论文和著作。在牛津大学SOLO数据库，将关键词限定为“Mao Zedong”并将时间设定为2020年至2024年进行统计，相关研究成果800余篇，将“Maoism＼maoism”定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相关研究成果200余篇，总计达到1000余篇。

除在期刊发表的论文外，国外学者还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以“Mao Zedong”为关键词，约有100余本著作。以“Maoism＼maoism”为关键词，约为200余本著作。两项学术著作总计约为300余本。上述检索情况，充分说明国外学者对于毛泽东研究的热度不减。这些研究成果很好地展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解读和应用情况，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力，共同构建了一幅关于这位历史巨人及其复杂遗产的多维画卷。

（二）研究者分布地区情况分析

这几年，国外毛泽东研究成果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分布特征，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本、英美、澳洲、加拿大等拥有丰富学术资源和研究传统的国家。同时，苏丹、南非、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的学者也有新成果问世。

日本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不仅源于中日两国地理位置上的近邻关系，更与日本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关注密切相关。2020年石川祯浩在《关于毛泽东的人文学研究》中收录了多位作者撰写的研究论文，从历史、政治、文化等维度重新评估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不仅研究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的形象、毛泽东与重大水利建设项目等问题，还通过研究毛泽东对国外社会运动的影响，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传播及其在全球左翼政治中的角色。同年，石川祯浩的《红星是怎样升起的：毛泽东早期形象研究》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从毛泽东照片之谜入手，多角度查考了毛泽东早期形象错综复杂的形成、改变和传播过程。日本史学研究会主办的《史林》评价，这本划时代的著作，“是理解依然如谜题一般的中国巨人毛泽东的重要一步”。2024年，东京大学中兼和津次撰写并英译《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真理从何而来》，研究了毛泽东哲学思想、阶级斗争理论、政治经济学以及毛泽东时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析了毛泽东人格魅力以及毛泽东留给当代中国的遗产。作者认为，即便在毛泽东逝世多年后，他的影响仍深刻根植于中国社会和政治体系中。

欧美地区对毛泽东研究的贡献颇丰。2020年詹姆斯·法利和马修·约翰逊编辑的《重新定义现代中国的宣传——毛泽东时代及其遗产》从历史、文化和宣传等多学科视角，详细讨论了毛泽东时期至新时代的宣传策略及其内涵的演变。同时，通过对毛泽东与习近平的宣传策略的比较分析，作者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宣传主要集中在革命动员和意识形态教育，而新时代的宣传侧重于维护社会秩序和推动民族复兴。2021年，哈佛大学托尼·赛奇在《从革命者到执政者：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强调，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和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轨迹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过其个人的魅力和政治策略，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小规模的革命团体转变为一个强大的革命党。剑桥大学克里斯·马奎斯和美国东北大学坤元乔2022年编写的《毛与市场：中国企业的共产根源》探讨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经济思想与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作者指出，尽管西方观察家通常将中国当前的经济成功归因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但毛泽东思想所蕴含的宝贵经验同样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刻影响。2022年，伦敦国王学院的戴维·马丁·琼斯和M.L.R.史密斯在《西方毛主义的策略：暴力运动与激进左翼》中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在于通过思想改造来破坏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他的革命理念在当代西方的各种社会运动中仍有体现。

其他地区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厚。非洲地区以及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的一些学者也积极参与到毛泽东研究领域。其中，2022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马修·高尔韦在《全球毛泽东主义的出现：中国的红色福音与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1949—1979年）》中，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旅行”模型，分析了毛泽东思想如何从中国传播到全球，尤其是对柬埔寨共产党的影响。

（三）高频词汇计算分析

为更深入地了解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显著特点与趋势，本文使用Python编程语言对所收集文献的高频词汇进行计算和分析。在这一过程中，笔者仔细整理并筛选了能收集到的所有文献资料，确定并导出了出现频率在前500的高频词。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有意忽略了介词和诸如“Mao Zedong”“ Maoism”“China”和“Chinese”等词汇，以更准确地揭示其他关键词的统计权重。表1是排名前20的高频词汇。

表１ 高频词汇频数统计

通过表１可以发现，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呈现两个基本态势：一是热点突出。毛泽东的“超凡的个人魅力”、“革命”思想以及“影响力”成为国外学者话语体系中最为关切的内容。二是“多面开花”。毛泽东对“社会”“文化”“世界”“共产主义”“历史”等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以及毛泽东的“领导能力”、宣传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理论、国家观等都被国外学者纳入研究视野。

二、2020—2024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主要议题

三、2020—2024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显著特征

从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无论是在研究的论题、方法领域，还是在新的问题场域的拓展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一）论题广泛

通过梳理近五年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逻辑路径。首先是宏观研究，其着力于对毛泽东及其思想整体逻辑的研究，主要探讨毛泽东生平、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史、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等问题，力图从整体上勾画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肖像。其次是中观研究，其专注于对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诸如哲学思想、文化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战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等进行研究。最后是微观研究，这类研究是对中观研究对象或问题的进一步具体化，成果最多。诸如统一战线理论、群众路线、“两论”、人民战争、妇女解放、生态治理、情感治理、宣传教育思想、语言风格以及毛泽东的人格魅力等论题都被纳入研究和讨论的范畴。甚至还有学者独辟蹊径，以任正非创立的华为公司为例，研究毛泽东思想对当代跨国公司组织文化和国际化战略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习近平提出“第二个结合”后，国外学者更为关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二）研究方法多元

近五年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具体方法和视角有了一定进步。在具体研究方法层面，除了国外学者常用的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得到积极广泛的应用。特别是波兰的马切伊·库尔琴斯基采用计量文体学这一新颖方法研究为什么毛泽东的语言会对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产生变革性影响，且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中国的日常用语。马切伊·库尔琴斯基通过多个模型对《毛泽东选集》与张爱玲、莫言文学作品中词汇的“困惑度”“系统性”“特色词”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从语言学角度来讲，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毛泽东的语言具有高水平的一致性、可预测性以及更突出政治术语和集体主义等风格有关。从研究视角来看，“全球化”视角继续得到重视。像埃文斯就指出，只有从全球去殖民化历史角度出发，才能重新评估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三）出现新的理论增长点

2020年以来，毛泽东在新时代的价值以及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理论话题。在两者关系问题上，除了前文提及的一些学者认为习近平国家安全观是对毛泽东国家安全观的继承发展、“自我革命论”是对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的丰富和发展外，福特汉姆大学的安妮·伊丽莎白·韦斯顿还指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爱国主义主题教育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等在习近平的执政中得到了延续。即使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也脱胎于毛泽东时代的理论遗产。有学者讨论了毛泽东与习近平的情感治理模式之异同，毛泽东文化思想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关系，并指出习近平在继承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自信理论，强调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性，主张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地创造出符合新时代需求的优秀作品。还有学者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治理方面政策和实践的演变，分析了毛泽东与习近平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差异性。

关于毛泽东思想在新时代的价值问题，捷克共和国国际事务协会观察员菲利普·塞博克在《为什么革命领袖“永远活着”？》中指出：“毛泽东思想被视为中共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正确的，毛泽东确实永垂不朽。”还有学者强调，“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其遗产在当代仍可感受到”。这主要表现在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影响：其一，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哲学基础之一；其二，毛泽东现代化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这些研究成果较好地彰显了毛泽东思想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对于驳斥国外存在的毛泽东思想“过时论”有着重要导向作用。

（四）存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现象

虽然国外多数学者能秉持比较理性的学术立场和原则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交织影响，研究成果在整体上呈现出泥沙俱下的状况。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偏见或者迎合政治需要，打着“再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幌子故意抹黑、污蔑毛泽东形象，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虚无主义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过于依赖西方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特别是以往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依然未得到彻底清算，导致研究结论片面和失真的情况时有发生。更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整体上立足于勾画毛泽东正面肖像的成果中，也掺杂着一些错误的认识或观点。当然，也有一些成果虽然结论有误，但研究视角和方法值得学习。这就需要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仔细甄别，既不能因为其中的糟粕而因噎废食，也不能囫囵吞枣不加取舍地全盘照收，只能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加以批判性借鉴和吸收。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