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哲学的扬弃

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哲学的扬弃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认知密切相关。一方面，他非常欣赏、赞美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他又对传统文化的根本缺陷有清醒的认识。这是因为传统文化是对封建时代政治、经济的反映，具有明显的封建性。毛泽东认为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应采取扬弃的态度，“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在毛泽东看来，知行哲学作为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也具有二重性，对它首先应采取扬弃的态度。他对知行哲学的扬弃集中体现在1937年撰写的《实践论》这篇文献中，这可从它的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得到佐证。许全兴指出：“毛泽东在《实践论》的正标题下特意标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的副标题，意在说明，他的《实践论》是继承了中国哲学重视知行学说的传统，他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是对中国哲学论争了两千多年的知和行关系问题的唯物而辩证的科学解决。”

(一)对传统知行哲学中知行先后关系问题的扬弃

1.传统知行哲学争论最集中的问题：知行先后之辨

在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哲学家都主张行的重要，强调行先于知，知来源于行。作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这就是说，知(感性认识)来源于人们的感官所感觉到的客观实际，即知来源于行。作为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荀子认为知(认识)来源于行，即“缘天官”,以感官接触外物而成。他以为人们要认识事物的不同属性，必须凭借各种不同的感觉器官。这些感觉器官“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意即这些不同的感觉器官各自感觉事物的不同属性，缺一不可，不能相互替代。这表明，感性认知来源于人们凭借不同的感官对事物不同性质的感知。

而唯心论哲学家往往强调知的重要，主张知先行后，行以知为根据。在知行先后问题上，程颐主张：“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他还断言：“须是知了方行得。”朱熹断言：“论先后，知为先。”在知行先后问题上，陆王心学的开创者陆九渊主张，“吾知此理即乾，行此理即坤。知之在先，故曰‘乾知大始’；行之在后，故曰：‘坤作成物’。”在这里，陆九渊坚持了程颐、朱熹的观点，明确主张知先行后。在他们看来，知来源于内心固有的理念或良知，先于经验。

作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对知行先后问题做出了比较合理的解答。一方面，他继承了历史上唯物主义哲学家肯定行先知后的观点，批判了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论。他认为程朱理学的观点割裂了知和行的联结，是“先知以废行”,“以困学者于知见之中”。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知行相须”“知行不可离”等观点。这批判了程朱陆王等唯心论者主张知先行后的观点，强调行先知后。主张知行相须，将对知行先后关系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不难看出，历史上哲学家关于知行先后之辨，实质上违背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不是争论同一个问题。强调知先行后是从实践活动而言的：实践必须以理论作指导，当然知在先。而主张行先知后是从认识活动而言的：行是知的来源，离开行的知是无源之水，当然行在先。王夫之觉察了争论存在问题，但没有明确指出问题所在。因此，历史上哲学家关于知行先后之辨大多没有认识到是从哪个角度立论的，因而产生争论。但从根本上说，行决定知，知先行后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2.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哲学中知行先后问题的扬弃

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哲学中知行先后问题的扬弃首先就是将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区分开来，肯定在认识活动中行先于知，知来源于行；而在实践活动中，知先于行，行需要知的指导。他在《实践论》中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就清楚地说明，认识活动中行先于知，知来源于行。感性认识来源于行即实践，由感性认识经大脑的思维活动抽象形成概念，以概念为细胞的理性认识同样来源于行。因而，在认识活动中，知来源于行，行先于知。

毛泽东认为，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实践活动中，知先于行，行需要知的指导。人们不是为了知而知，而是为了指导行而知。在他看来，人们认识活动的第一次飞跃完成后，还必须将形成的理性认识(知)回到行即实践中去。一方面，行需要知的指导，这是人类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另一方面，知也需要在行中得到检验、修正、完善。他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通过区分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而扬弃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先后问题。他在《实践论》中强调行先于知，知来源于行；从认识过程的角度赞同了旧唯物论关于行先知后的主张，也就是唯物地解决了知行的先后问题。旧唯物论不了解知的目的，没有意识到知的目的是指导行，不理解知的能动作用，陷入了机械决定论。

毛泽东在《实践论》对旧唯物主义者主张认知活动中行先知后的肯定，也就是对唯心论者主张知先行后的批判、否定。但毛泽东非常赞赏唯心主义哲学家对知的能动作用的推崇、强调。1939年2月20日，他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就知和行、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这段话既对孔子哲学的属性做了判定，又对知行孰先孰后做了判定。就哲学属性而言，毛泽东确信孔子的哲学体系是观念论的，是错误的。就知行的先后来说，认识过程中行在先，实践过程中知在先。以往的唯物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对唯心论采取了简单、全盘否定的态度。毛泽东则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一方面从根本上否定唯心论主张知决定行、精神决定物质的哲学主张。另一方面又很赞赏唯心论强调知、理论的主观能动性。在他看来，“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对观念论强调主观能动性的肯定，就是承认实践活动中知在先，知对行有指导作用。这就批判了旧唯物论者看不到知对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现了对旧唯物论的行先知后论的扬弃。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不但坚持行对知的决定作用，而且清醒认识到知对行的能动的反作用，唯物而辩证地解答了知行的先后问题。

(二)对传统知行哲学中“知行合一”论的扬弃

1.传统知行哲学中“知行合一”论的提出及其论证

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在传统知行哲学中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对于前人在知行先后之辨上的“行先知后”说和“知先行后”说，王阳明都不赞同，提出了“知行合一”论。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从上面这两段话来看，王阳明主张的是“知行合一”。但他又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念”即“观念”的形成仅仅是“行”的动机，还只是一种思维活动，还不是“行”。王阳明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行纳入知，强调 “知即是行”。这显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知行合一”论。

王夫之对王阳明唯心的“知行合一”论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这一论调的实际是“销行以归知，终始于知。”在王夫之看来，王阳明销行为知是“惮行之艰，利知之易，以托足焉。”在批判王阳明唯心论的“知行合一”说的基础上，王夫之主张：“行焉可以得知也，知焉未可以收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这就是说，行以知为指导，行包含了知；而知来源于行，不包含行。

2.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哲学“知行合一”论的扬弃

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哲学“知行合一”论的扬弃体现在主张知(认识)离不开行(实践)。《实践论》将传统哲学的“知”“行”范畴拓展为“认识”和“实践”这对范畴，强调认识离不开实践，来源于实践。他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除了强调知来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外，毛泽东还主张认识来源于科学实践以及其他的变革对象世界的活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以传统哲学的术语来诠释，即知行是合一的，但不是销行以归知，而是将知纳入行，合知于行。这就批判、否定了王阳明唯心论的“知行合一”论，发展了王夫之的“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唯物主义“知行合一”观，实现了对传统知行之辨关于知行分合的扬弃。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种以辩证的观点理解的“知行合一”论：“只有这种辩证法的‘知行合一’论，才能彻底地克服唯心论。”

/二、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毛泽东在扬弃传统知行哲学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传统知行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所谓推进传统知行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是推导出传统知行哲学所不包含的新内容来，体现为质的转化，也就是从无到有。毛泽东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了传统知行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一)将知和行的循环往复创造性转化为“物质—精神—物质”循环往复的辩证唯物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作为能动的反映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坚持物质对精神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承认精神对物质的能动的反作用。毛泽东强调，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在社会实践中，人们凭借感官接触外物形成感性认识。凭借人脑的抽象作用，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完成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即物质到精神的飞跃。然后，人们将这种理性认识用来指导自己的实践，不但将预定的实践目标化为“为我之物”,而且也可以检验它是否正确。这就完成了认识运动的第二次飞跃，即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人们为了社会的发展和实现自我、提升自我，必须不断开展实践活动，以便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换一句话说，人们必须不断地开展“物质—精神—物质”的变换活动。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断言：“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样，毛泽东就将由传统知行哲学发展而来的“实践—认识—实践”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创造性转化为“物质—精神—物质”的辩证唯物论。

(二)将知和行的循环往复创造性转化为“特殊—一般—特殊”循环往复的唯物辩证法

实践是人们认识的来源，但实践活动都是针对具体的个别对象，呈现特殊性。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先形成感觉为起点的感性认识，然后凭借对感性材料的抽象工夫形成以概念为细胞的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把握，呈现抽象性、间接性、普遍性等特点，也就是具有一般性的特点。因此，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就把握对象的广度、深度而言，是由特殊上升到一般的过程。理性认识形成后，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还应当置于实践中：其一，已形成的理性认识正确与否，需要得到实践的检验，以便修正和完善。其二，新的实践需要理性认识的指导。实践的对象都是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从把握对象的广度、深度来说，由理性认识返回到实践的过程就是一般推演到特殊的过程。因此，人们在开展“实践—认识—实践”这一认识运动的循环往复时，从另一个视角来说，就呈现为“特殊—一般—特殊”的循环往复，使自己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人们关于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是在“实践—认识—实践”反复过程中，经过从不完备到比较完备，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循环中达到的。这样，毛泽东就将由传统知行哲学发展而来的“实践—认识—实践”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创造性转化为“特殊—一般—特殊”的唯物辩证法。

(三)将知和行的循环往复创造性转化为“群众—领导—群众”循环往复的工作方法

认识来源于实践，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当然也是认识的主体。但由于理论水平、阅历等方面的限制，群众难以将在实践中获得的感性认识升华为理性认识，这就需要理论水平高的领导或理论工作者对感性材料进行抽象升华为理性认识，再将这种认识回到群众实践中去检验、完善。如此反复多次，才能形成对某一对象某一个过程的正确认识。因此，从认识和实践的主体着眼，“实践—认识—实践”的循环往复就是“群众—领导—群众”的循环往复。作为杰出的领袖和哲人，毛泽东还从领导如何开展工作的角度总结、概括了“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只有这样，领导人才会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才能制定出满足广大群众要求的正确决策，才能动员和领导他们起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强调，基本的领导方法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经多次反复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实践—认识—实践”的循环往复可以转化为“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这一创造性转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工作方法的统一。

(四)将知和行的循环往复创造性转化为“民主—集中—民主”循环往复的领导原则

在毛泽东看来，作为从“实践——认识——实践”发展而来的“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从领导的角度看，就体现为“民主—集中—民主”循环往复的领导原则。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上升到领导的过程，实质上是从民主到集中的过程。它要求领导者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将群众个别的、分散、无系统的意见、诉求按照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集中起来，成为大多数人赞成的方案、政策。这是由民主到集中的过程。方案、政策制定后，领导者还应当将其付诸实施，以实现预定的工作任务。在贯彻、实施方案、决策的过程中，领导者还需要再广泛听取下级、群众的意见，以便修正、完善方案、决策。这是由集中到民主的过程。方案、决策的制定和贯彻、实施是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民主—集中—民主”的领导原则也必须经历多次循环往复。“民主—集中—民主”循环往复的领导原则由“群众—领导—群众”循环往复的工作方法转化而来，而“群众—领导—群众”循环往复的工作方法由“实践—认识—实践”循环往复的认识运动发展而来。毛泽东将“实践—认识—实践”的循环往复创新性转化为“民主—集中—民主”循环往复的领导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领导原则的统一。

/三、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哲学的创新性发展

毛泽东不但着力推进传统知行哲学的创造性转化，而且促进了它的创新性发展。所谓对传统知行哲学的创新性发展是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对传统知行哲学已有要素促进量的扩张，以丰富、拓展传统知行哲学。

(一)对传统知行哲学“知”“行”含义、相互关系等的创新性发展

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哲学“知”“行”含义、相互关系等的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对“知”的三方面创新性发展。

1.准确地揭示了“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内涵和二者的本质差别

传统知行哲学对两种不同层次的“知”的内涵的理解不同。程颐不但将“知”区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而且界定了它们的内涵。“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前者是人们凭感官接触日常生活对象形成的认知，后者是凭借道德修养的内省之知。王夫之将“知”区分为“知”和“觉”,也界定了二者的内涵：“随见别白曰知，触心警悟曰觉。”意即一看就明白其含义叫“知”,通过心里思考对事物有所了解的叫“觉”。应当说，从逻辑的观点看，程颐对“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的理解是很粗糙的；而王夫之“知”和“觉”的理解抓住了各自的获得手段，要深刻些；但两人都没有抓住这两种认识形式的本质特征，因而这两种界定有待发展、完善。此外，传统知行哲学也没有指出两种认识形式的本质差别。

毛泽东在将知划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准确地揭示了它们的内涵。感性认识是人们凭感官对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的认识。理性认识是人们凭借概念对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的认识。在他看来，“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毛泽东既准确地揭示了二者的内涵，也指出了二者的本质差别，因而创新性地发展了传统知行哲学对于“知”的理解。

2.考察了感性认识飞跃为理性认识的途径

传统知行哲学均未关注感性认识如何升华为理性认识。正统派儒家程颐将“知”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德性之知”是向内反省、修养的结果，与认识对象世界无关。因而，程颐在“知”的两个阶段问题上没有提供由闻见之知上升为德性之知的桥梁，见闻之知不能上升为德性之知。此后的正统派儒家都继承了程颐的处理方法，没有关注闻见之知怎样飞跃为德性之知。后期墨家虽然将“知”(识)明确地划分为“接”“明”,但没有探讨“接”(感性认识)怎样上升为“明”(理性认识)。王夫之虽然将知分为“知”和“觉”两个层次，同样没有探讨“知”如何上升为“觉”。

《实践论》不但将认识区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层次，而且找到了“抽象”这个将第一层次的“知”即感性认识飞跃为第二层次的“知”即理性认识的桥梁。毛泽东引述列宁的话说：“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基于此，毛泽东主张对仅仅反映事物现象、外部联系的感性认识进行科学的抽象，以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从而上升为理性认识。这就是“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这段文字深刻而科学地揭示了怎样运用“抽象”这一逻辑方法将感性认识飞跃为理性认识。这不仅是对传统知行哲学的创新性发展，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新性发展。

3.指出了概念(知)在理性认识中的基础地位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将感性认识区分为“感觉”和“印象”,将理性认识划分为概念、判断和推理。更为难得的是，毛泽东认识到了概念是理想认识的基础和起点，思维活动就是将“概念”展开为“判断”和“推理”的矛盾运动。“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实践论》从多方面发展了传统知行哲学关于“知”的两个阶段的学说：一是将感性认识划分“感觉”和“印象”,发展了墨子将低层次的“知”划分为“名知”和“取知”的不足，克服了其他学派或思想家没有明确低层次“知”外延的缺陷。二是首次指出了“知”的第二层次即理性认识外延间的关系。墨子仅仅提出了“名”即概念这种理性认识，并将它的外延划分为类、故、理，没有涉及“辞”“说”理性认识的这两种形式。因而，墨子不可能涉及这一问题。后期墨家、王夫之分别将理性认识划分为“名、辞、说”和“名、辞、推”,推进了传统知行哲学的发展，但他们都没有探讨理性认识三种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毛泽东不但以现代学术语言将理性认识划分为概念、判断和推理，而且指出了概念在其中的基础地位，创新性发展了传统知行哲学关于理性认识的理论。从逻辑的观点看，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判断是概念的展开，而推理不过是作为前提的判断间的有效联结。思维活动就是概念展开为判断、推理的矛盾运动。

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哲学中“行”的创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以科学的“实践”界定“行”概念，拓展、规范了“行”的外延，揭示了“行”对“知”的决定作用。相关研究成果已有涉及，篇幅所限，本文不予展开。

(二)对传统知行哲学认识过程和规律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对认识过程和规律的新探索是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哲学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方面。

1.传统知行哲学对认识过程和规律的探讨

孔子率先对认识过程做了考察。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对这句话有两种解读：其一，时常温习已学过的知识，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吗?其二，将学习到的知识指导实际活动，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吗?根据第二种解读，认识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学习形成知识；第二个阶段是用学到的知识指导实际活动。前者是“行”到“知”的阶段，后者是“知”到“行”的阶段。

荀子对人们认识过程的探索。在他看来：“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意即见到一个事物不如理解、知道，知道了其所以然，还不如实行。掌握了知识并付诸行动，就到了尽头。荀子认为人们的认识过程包括了由“见之”到“知之”,由“知之”到“行之”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天官之知”到“征知”,第二个阶段是从“征知”到“行”(实行)。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前者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后者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阶段。荀子的见解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其一，首次明确地将认识过程区分为“知”“行”两个阶段，推进了传统知行哲学认识论。其二，断言认识止于行，意识到了行重于知，行是知的目的。当然，荀子的见解也存在局限：把认识过程理解为一个过程两个阶段的反复就“止”了，即完成了，没有看到认识过程的反复性、曲折性。

朱熹主张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一次完成的。在他看来，“知”即认识有止境：“为人君，便当止于仁；为人臣，便当止于敬”。这就是说，知识的学习有止境。他还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格物，一次穷尽事物之理。“格物，是格尽此物。……格尽物理，则知尽。”朱熹断言可以通过格物一次穷尽事物之理，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由格物穷理和践行封建伦理纲常两个阶段构成。

王夫之则首次将认识过程理解为不是一次完成的，而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他以为：“由知而知所行，由行而行则知之，亦可云并进而有功。”这不但否定了以往哲人主张人们凭借知行的一次反复就能完全认识对象的观点，而且驳斥了正统派儒家关于知来源于心、良知，不是来源于行的唯心论观点。王夫之的这一见解是对传统知行哲学关于认识过程理论的重大突破。

2.毛泽东对认识过程和规律的创新性揭示

《实践论》指出，当人们经过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实现了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时，“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一方面，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毛泽东看来，经过由实践(行)到认识(知),又由认识(知)到实践(行),并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时，这表明人们对对象的本质、发展规律的认识是准确的，拿它去指导实践取得了成功。但“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情况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导致人们对变革对象的认识可能部分错误，也可能基本错误。人们以此为依据制定的计划、方案就会存在不足、错误。这就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发现新的情况，纠正、完善认识、理论，然后根据它们制定新的计划、方案，再将计划、方案付诸实施。“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毛泽东认为，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对于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才算得上完成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了对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下事物的正确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实现的，需要多次反复才能实现。至此，就实现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又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这样一个相对完整的认识过程。

另一方面，事物不但相对静止，而且绝对运动，必然会从一个过程向另一个过程推移。人们为了有效地把握新的过程，为了实现预定的目标，实践主体又得像上一过程那样经过反复失败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从这层意义说，认识运动还没有完成。这一过程同样要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两次飞跃才能完成。事物总是不断向前发展、转化的，过程的推移也不是一两次反复就完结了的。因此，人们的认识过程总是在既完成又没完成的矛盾斗争中向前的。据此，毛泽东概括了人类认识的总过程和总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总结、概括的人类认识的总过程、总规律创新性地发展了传统知行哲学的相关理论。其一，明确指出了人们认识运动的曲折性、复杂性。毛泽东不但指出人们对处于同一发展过程事物的认识要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失败，多次反复才能实现；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人们认识运动曲折性、复杂性的原因。这就优化了传统知行哲学对这一问题的简单化、非理性化的处理。其二，首次概括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过程、总规律，将认识论推进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新阶段。在传统知行哲学中，除王夫之外，其他思想家或学派要么没有考察这一问题，要么武断地认为人们的认识经过知行的一次反复就能完成。王夫之虽然认识到人们的认识运动需要经过知和行的多次反复才能实现，但存在以下局限：一是没有以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二是没有分析人们的认识运动要经过知和行多次反复的根据；三是他所说的知和行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和实践。

(三)将传统知行哲学“直观的反映论”发展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将“直观的反映论”提升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哲学创新性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在传统知行哲学中，正统派儒家主张知先于行，而知不是来源于行，而是来源于良知或启开心中原本有的观念。因此，正统派儒家的认识论从根本上否认了变革外物的反映论。正统派儒家二程、朱熹除了主张知(认识)来源于心中的先验理论外，还以格物致知作为补充。但他们所谓的格物是对日常生活环境的消极的、被动的直观，没有进入对象性的变革外物的活动，而且这种格物的目的主要是催生内心原本有的伦理观念。墨家及其后学虽然大多来自下层劳动者，所从事的生产劳动的对象都是外物，但他们的生产劳动依然是个体的劳动，同样没有达到对象性活动的层次，对外物的反映、认知依然是被动的、直观的。王夫之将实践引入认识论，达到了知行哲学的最高水平。但如前所述，王夫之对实践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实践仍有根本性的区别。

毛泽东对传统知行哲学的另一创新性发展是将“直观的反映论”转化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自己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见解：“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这里所说的文化不但是狭义的精神文化，而且主要是理性认识的知识形态；而意识和存在的关系实质上是知和行的关系。

传统知行哲学中，正统派儒家主张知(识)即认识不是对行(实践)的反映，毛泽东以“反映论”予以克服。传统知行哲学中，墨家及其后学、非正统儒家虽主张知来源于行、知是行的反映，但体现出直观式反映的特点，毛泽东以“能动的反映论”予以克服。“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不但克服了传统知行哲学直观式的反映论，予以创新性的发展，而且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范畴不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所以，这一范畴鲜明地体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将认识论和历史观联系起来，对知行之辨做出了科学的总结和解答。西方近代认识论的特点是注意总结、概括近代自然科学成就，中国传统哲学讨论知行之辨主要回绕天道观、人道观展开。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古代哲人不可能探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到了中国近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必须解决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还是向后倒退，是固守封建传统还是向西方学习、向苏联学习等历史观问题。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历史观问题和知行之辨即认识论问题相互影响、作用，历史观融入认识论中，认识论又融入历史观里，从而形成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