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深刻认识到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新时代更是把文化与意识形态提升到极其重要的高度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具体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深化了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并开启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征程。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伟大目标，由此可见，他认为文化革命、文化建设对建设一个新社会、新国家和实现民族复兴是极其重要的，同时文化建设也是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之一。在《论联合政府》中，他进一步用“中心环节”一词对党的思想教育工作加以强调，要求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并大力抓好以思想教育为核心的文化革命、意识形态革命，推动党对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视达到一个新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全面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毛泽东更是团结带领全党同志深刻认识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和国家政权安危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通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时，他便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强调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在党的各项工作中的重要位置，在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从政权更迭、安危的高度告诫全党，只有高度重视并做好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才能巩固意识形态安全、国家安全，才能保证党不变质、红色江山不变色，警醒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认识到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的重要位置。

在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实践中，意识形态环境更加复杂，习近平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用“极端重要”来定位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他不仅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而且进一步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重要部署，强调这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能够完成且必须完成的时代重任。同时，直面国际国内的众多挑战，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多次作出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纠正了党的十八大以前党内党外的一些错误思想、认识和做法，重新唤起了全党各级领导干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将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提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习近平任组长，这标志着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这个新领域、新战场的高度重视。这也在警醒全党，互联网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渠道、主战场，是新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最前沿，我们必须从国家政权安全、政治安全的高度来重视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坚决有力应对西方通过互联网对中国进行的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渗透，坚决抵御住西方和平演变攻势，把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重要工作，全党齐心协力来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维护好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

习近平不仅强调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性，提升了全党对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而且针对党员干部的错误认识和错误思想一次次敲响警钟。他明确指出：“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这是他给全党的警示。在他的高度重视与一再强调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断取得突破，扭转了党的十八大以前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存在的乱象丛生的危险态势。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这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充分肯定。而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伟大成就，最主要原因就是习近平坚持、继承并发展、创新了毛泽东意识形态思想、毛泽东文化思想，推动全党深刻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多措并举推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新时代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二、毛泽东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新时代文化建设更是将此作为最重要原则

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无论是革命文化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进程中，党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指导，这是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对做好党的文化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文章，带头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言论、思潮、思想，逐步形成、完善了毛泽东文化思想，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并强调这些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为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指明了正确方向和科学路径，引导党的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工作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快速发展。在他多次强调和指导下，全党更加重视对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着重在文化领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不断向社会主义靠拢，开始主动接受、认可党的领导。文化领域的整体氛围越来越积极、健康向上，也促进了一些带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开始向无产阶级思想转变，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积极主动投身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去。

毛泽东不仅高度重视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而且通过具体举措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其中一项有力举措就是他亲自主持编辑了《毛泽东选集》，带动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学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这不仅是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实践，也是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的重要体现。同时，他也领导开展了针对文化等领域中出现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观点的批判，通过批判、斗争和正确引导，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得以确立，实现了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在破旧立新、除旧布新中带领新中国文化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迈进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更是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也是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最重要原则。他坚持、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家办报”这一做法，并明确要求，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能够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更能够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为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并在随后不久又一次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文艺工作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推动了党对文化领域的一些错误思想和错误现象进行整改纠错，大大巩固、加强了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了党掌握文化领导权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关键，并强调了坚持党对新时代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的重要性，引导越来越多人自觉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对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强调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仅强调要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而且从多个方面进行了部署，这都是关于坚持党对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的重要举措，对当前的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因此，习近平关于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论述，不仅是对毛泽东相关重要论述的坚持、继承，更是对其的进一步发展、创新。在习近平的多次强调和重视下，党始终坚持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并大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新时代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提升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三、毛泽东坚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强调要“古为今用”，新时代更是提出“两创”理念和“第二个结合”重大论断

关于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生成的重要基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他善于在批判中继承、发展、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率先思考并推进了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进程。毛泽东强调：“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就是告诫大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既不应该不作任何批判地兼容并包，也决不能割裂甚至抛弃历史。我们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带有封建腐朽性的部分和包含着革命与民主思想的先进文化进行区分、扬弃，有选择性地坚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发展、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论述中蕴含着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视和传承发展的重视，也包含着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这不仅体现了其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更体现了其高度的民族自信和价值自信，为全党、全国人民做出了表率。

在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中，毛泽东更加重视“古为今用”。1960年12月24日，他在同古巴代表团谈话中提到：“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1964年9月27日，他在就中央音乐学院学生陈莲来信所反映的问题给中共中央书记处陆定一的批示中写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明确了这一重要原则。这些重要论述和重要批示既要求我们要充分地保护、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求我们要批判地吸收、借鉴中国传统文化，还指导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去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亲自去做剖析、批判、选择、利用等工作。这种从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出发来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也奠定了习近平在新时代提出“第二个结合”重要论断的历史逻辑和思想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仅提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而且明确指出“要尊崇历史、研究历史，确立历史思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坚持与继承，同时也是创新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他提出“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高到了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等的高度，从而将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主持并发表讲话时首次提出，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虽然习近平提出“两创”是从中华传统美德开始，但其对象范围随后便逐渐扩大到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等多个方面。他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且，他还对“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科学内涵进行了阐释。这里所说的“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中就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所谓改造，不是将“错的”改成“对的”，而是将“好的”改为“有用的”，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现实需要的有力武器和工具，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可用的精华部分，并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对其加以改造，使之服务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绝不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一个筐，什么垃圾、糟粕、毒素的落后文化甚至反动文化都往里装，否则会在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中犯严重错误。习近平“第二个结合”重要思想与“两创”理念不仅是对毛泽东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坚持和发展，也是重大理论创新，更是沿着正确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战略。

/四、毛泽东强调要坚持“双百”方针、“二为”方向相统一，新时代又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并实现三者相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带领下，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开始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存在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等问题，文化领域的少数同志无法正确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与学术观点问题、科学技术问题。这些错误认识在科学文化领域产生了恶劣影响，阻碍了国家文化建设的顺利推进。针对文化领域的这些问题，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工作方针，并指出党的文化工作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方向，同时他强调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统一，这是党领导文化工作的基本遵循，是我国文化建设始终坚持的重要原则。

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道路上，毛泽东始终将社会主义文化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明确要求党的文艺工作要服务于人民、要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加强对文化、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指明了新中国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方向，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在“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的指引下，文化界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们开始主动走近人民群众的生活，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文化领域推出大量宣传社会主义劳动模范、描绘歌颂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使新中国的社会文化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说明了“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相结合的文化建设原则能够保障我国文化建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推进，也能够有力地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不仅明确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而且坚持二者的统一，推动新时代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实现了历史性巨变。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同时对“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进行了强调，指出“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文艺发展史上和文化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在坚持“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相统一的基础上，习近平又创新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文化人民性立场的思想。他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创作导向，强调文艺、文化工作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同时进一步指出了文艺、文化工作如何能够做到以人民为中心，用以人民为中心将“双百”方针、“二为”方向统一起来，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遵循。他强调：“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不仅多次强调“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而且多次将三者密切联系起来加以强调，引导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同时坚持、贯彻“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才能真正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更好地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五、毛泽东非常重视斗争精神在文化领域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作用，新时代更是提出“三个务必”，其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最重要的落脚点和根本保障

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无原则地一团和气、无底线地妥协退让是搞不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党的鲜明品格，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引领作用，在党的文化建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党在斗争中诞生，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在文化建设方面同样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毛泽东更是非常重视斗争精神在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作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非常重视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进一步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他带头批评某些文艺工作者、领导干部的错误认识、混乱思想，引导文化界对落后、反动的错误思想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立破并举中建立、弘扬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从科学理论的高度出发为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作出了正确的指导。针对当时的各种错误思潮，他强调，凡是错误思想“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正是在他的强调、重视、带头之下，党带领人民积极发挥斗争精神，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肃清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观念、思想，在文化领域团结带领人民使局面焕然一新，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

新时代，习近平更是多次强调要“敢于亮剑、敢于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明确提出“三个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其最重要的落脚点和根本保障。习近平关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重要论述，与毛泽东关于斗争精神、斗争本领的重要论述是一脉相承的。勇于直面“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的严峻现实，他指导针对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的错误立场、思想、观念坚决纠偏纠错。他明确要求：“对改革发展稳定、意识形态领域、党风廉政等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也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能有畏难情绪，不能遇到矛盾绕道走，不能搞击鼓传花。”在他坚决纠偏纠错的示范带动下，党同痼疾顽症展开了坚决斗争，将抵御西方和平演变攻势和解决内部矛盾、实现团结奋斗科学统一起来，号召全党同志既大力弘扬斗争精神又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文化基础。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更加重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文化建设中乃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的极端重要性。2023年2月7日，他强调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同时，针对党员的斗争能力问题，他进一步强调，要“注重在严峻复杂斗争中考察识别干部，为敢于善于斗争、敢于担当作为、敢抓善管不怕得罪人的干部撑腰鼓劲，看准的就要大胆使用”。这就是要求全党各级干部在新时代更需做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共同营造更多人敢于亮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良好政治生态。面对新时代的各种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气概抵御风险冲击，努力做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有机统一，这不仅是对毛泽东关于斗争的重要论述的坚持和继承，更是对其的创新性发展。

/六、毛泽东提出“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新时代更是提出了“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大主张，并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对于外来文化，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确立了“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号召大家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经验、文化等：“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带领全党、全国主动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他还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具体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在提出要批判地、有选择地学习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他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强调：“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这就是告诫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全盘西化”的现象。中国学习借鉴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是要创造自己的新文化，决不是成为西方的翻版。

新时代，习近平坚持、继承毛泽东“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进一步将其发展、创新，强调各国文化应当交流互鉴，共同进步。他不仅强调“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而且指出，要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这就是强调要坚持“洋为中用”基本原则的原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并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在推陈出新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同时，习近平也坚持毛泽东关于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他指出：“过去不能搞全盘苏化，现在也不能搞全盘西化或者其他什么化。”这就是警示我们，西方文化、西方道路与中国文化、中国道路有着本质区别。他还强调“我们千万不能‘邯郸学步，失其故行’”，并进一步指出，我们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也就说明了我们反对全盘西化的最根本原因，即由中西方社会制度、发展道路的本质差异所造成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重大差异。随着中西方意识形态冲突加剧，西方不断加大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的力度、强度，其鼓吹的文化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文化西方化、文化美国化。因此，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西方国家已经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作为与中国较量的重要手段，要站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斗争，抓好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习近平更是提出了“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大主张。2023年3月15日，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说，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要在中外文明交流中相互理解、尊重、包容，更要主动学习、借鉴外来优秀文化，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并积极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努力为世界文明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贡献。对于如何交流互鉴，他还强调：“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这是从对人类前途命运负责的高度出发，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胸怀天下地理解、尊重、容纳不同文明的价值认同与价值实现，并将文明交流互鉴的一切有益成果应用于实践中去。因此，习近平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思想不仅是对毛泽东“洋为中用”基本原则的创新发展，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深刻揭示，更是大党大国的天下情怀和责任担当的重要体现。

结语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党的领袖带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接力奋斗，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积累了宝贵经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坚持、继承，并结合新时代新形势加以发展、创新，六个主要方面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深度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文化建设将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认识、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坚持、继承特别是发展、创新，会让我们更加科学有力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使之体现出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人类文明更好更快地发展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