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平、团结的新中国

这是中国革命首先遇到的难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从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到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做过不懈的努力，都没有成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8年不懈努力，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两起两落，经过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特别是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终于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毛泽东解决这个问题，靠了两个秘诀。一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前者解决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立足点问题，后者解决的是走什么路、建什么国的方向问题。

先看三大法宝。关于武装斗争，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多少人流血牺牲换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他还强调：“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关于统一战线，最基本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毛泽东对此有一段精彩的回顾。他说：“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本来是不孤立的，后来因陈独秀右倾而孤立了，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关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思想建党原则，创造出整风运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的有效方式，还培育出以“三大作风”为代表的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反对教条主义和把共产国际指示与苏联经验教条化神圣化的斗争中，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实践中，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解决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解决了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问题，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问题，解决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纲领的平稳实施并与社会主义革命有效衔接、平稳过渡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成功解决，特别是新中国的创立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和平实现，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艰辛探索。

在新中国成立后，要展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这是在创建新中国时既已明确了的。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里，鲜明地提出了“两个转变”的历史任务，即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1952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后，毛泽东又根据中国国情和国民经济恢复后经济关系的变化情况，及时制定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将“两个转变”的思想发展为“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思想。由此，即开启了通过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规划）的机制，持续不断推进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又开启了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置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战略全局的伟大实践。这两点，对于后来开辟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奠基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艰辛探索，既有像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1957年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样的辉煌时刻，也历经曲折，甚至出现过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但这一时期的成就是主要的，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创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使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第一次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稳固基础之上；二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制度；三是开创了以“五年计划”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效制度；四是明确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必须以农轻重为序，必须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五是明确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六是成功推进了四个“五年计划”，使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七是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总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上述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也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物质基础。

/三、建设一个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现代国防

新中国的国防基础是由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们奠定的。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国门被迫打开以来，中国就进入了一段遭受凌辱的历史，日本的侵华战争将这一凌辱推向了顶峰。在百余年的屈辱中，华夏的有识之士始终感叹“有国无防”“有边无防”。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李鸿章等人搞北洋水师等等，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有国无防”“有边无防”的问题，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一直在为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毛泽东早在1950年就提出，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抗美援朝战争，不仅打出了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的军威国威，而且极大地推进了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步伐。因此，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防体系建构始于20世纪50年代，还有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研制成功“两弹一星”，都是这一努力的延续。在这一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开始了从单一军种到多军种的战略性转变，后来还建立了第二炮兵。苏联成立战略导弹部队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仅比苏联迟了不到十年的时间。1966年，第二炮兵正式组建，这对我国的国防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这样一个转变，就没有一直延续至今的新中国稳固的和平发展条件，而且也没有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独立自主的核大国地位。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和国防战略思想也在继续发展。这些思想对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加速实现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具有当代价值。毛泽东从来不把他在长期战争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他反复强调，军制和作战方法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毛泽东还认为，与强大的外部势力相比，我们始终处于弱势。怎样以弱搏强呢？重要的就是以心取胜。所谓“以心取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立足国内、赢得民心，只有把国内的事办好，在国际上才有主动权；“以心取胜”的另一方面是发挥心智的力量，在国际上同敌对势力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大限度争取国际同情，通过必要的斗争拓宽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

/四、形成一种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华民族处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危难之际，人们就提出了中华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但当时提出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以与传统文化实行彻底决裂的姿态呈现的，缺乏对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科学分析，未能很好地处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继承性问题。

这个问题，只有到了延安时期，才得以较好地解决。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里，在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科学命题的同时，明确提出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就把新文化运动提出的重大历史课题向前推进了一步。

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里，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历史课题。但是为了回答“这种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文化”，毛泽东回溯了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总结了从五四运动以来“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发展的四个时期的成就和经验，响亮地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这一回答，使得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已提出却长期不得其解的课题——中华文化向何处去、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终于有了科学的答案。

新中国创建时期，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主张，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新中国在开始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在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最重要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确立。

以上这四点，一个新中国，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个强大巩固的国防，一种生机勃勃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由此，也奠定了毛泽东的卓越历史地位——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