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哲学会”之历史机缘

1938年夏秋，在毛泽东倡议下，延安新哲学会成立。其目的在于“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这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新哲学会的成立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在抗战大背景下，蒋介石“力行”哲学、阎锡山“中”的哲学和陈立夫“唯生”哲学一度大行其道，他们均以中国“固有哲学”名义，抵制和攻击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内，长期盛行的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不仅未获根治，而且还在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有卷土重来之势。这都迫使党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本土文化的结合，使其研究成果不仅要“成为最好的实践的指导理论”，而且还要“成为中国一切优秀民族传统的发展和继承”。这反映毛泽东并不满足于战时具体方针的研判，而希望从战略和哲学的高度思考和规划民族未来。他还试图通过大量阅读恩格斯《反杜林论》、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以积累哲学知识。毛泽东甚至在一些书籍，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作1万4千多字的批注，足见其用力之深。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他于1937年7月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到抗日军政大学讲授。毛泽东在讲课中不仅紧密结合中国历史和革命实际，而且还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山海经》等古典作品中引述许多历史和神话故事，以阐发深刻的哲学道理。

在“如琢如磨”之外，毛泽东还主张“如切如磋”，集思广益、取长补短。从五四时期的新民学会，到延安时期的新哲学会，毛泽东均遵循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这一治学之道。在由艾思奇、何思敬等18人发起成立的延安新哲学会中，毛泽东和大家共同讨论各类哲学问题。其中与毛泽东交流互动最为频繁的是艾思奇。

艾思奇曾因1936年出版《大众哲学》而闻名于世，同时他对中国哲学问题也持有浓厚兴趣。早在1934年他就发文专论“中庸观念”，认为“中庸主义就是将质量现象神圣化了以后的一种观念论”。不过毛泽东更看重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贡献。他在给艾思奇的信中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提出“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更是成为毛泽东在是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资源。

与此同时，一些延安学者还试图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马克思主义”元素，并认定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中也含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某些痕迹。这与当时毛泽东的认识存在差别。因为他在1938年初还一度认为，“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斯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但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这一问题研究的价值。他于1939年1月在给何干之信中就明确表示：“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这表明毛泽东和延安学者已开始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思考问题。其实早在1938年初，由毛泽东题词的《自由中国》上就有人撰文提出：“我们是历史论者，我们认为新道德的产生是不会和旧道德的发展没有关系的”，“也不是认为旧思想没有任何传统遗留给新思想”。这与后来毛泽东提交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的表述相似。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前者使用“历史论者”，后者使用“历史主义者”，核心观念都是强调历史作为价值判断的独特作用。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与新哲学会的艾思奇等人更是得以聚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下，深入研讨中国哲学问题。也正是在毛泽东的启发引导下，在与毛泽东的交流互动中，延安学者关于中国哲学问题写出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对此，艾思奇认为，抗战以来，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的固有哲学的研究”，“对于中国自己的过去哲学史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的发扬”，“这一方面也有它的相当的成绩”。

/二、“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古代观念论哲学长期盛行并占有统治地位。自孔子提出“生而知之”，老子提倡“不行而知”以后，宋代二程、朱熹和陆九渊也都倡导“知先行后”，明代王守仁更是主张以知代行、行合于知的“知行合一”。直到近代，孙中山还在详细论证“知难行易”，提出“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以驳斥“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一生对孔子及其观念论哲学的态度比较复杂。在青年时代，他一方面“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这从他当时留下的几篇著述言必称孔孟中可见一斑。但另一方面，在五四运动中，他反孔的态度也很鲜明，认为“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到延安以后，毛泽东的思想和认识趋于成熟，强调“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当收到由张闻天转呈的一篇题为《孔子的哲学思想》的文章后，毛泽东表现出浓厚的阅读兴趣，并提出许多指导性的修改意见。

在这篇文章正式发表前，毛泽东至少有三次认真阅读。一次是1939年1月以前，一次是2月20日，读后他给张闻天写了约2700字的长信，提出七个方面的修改意见。文章修改后，毛泽东又重新阅读，并于2月22日夜在给张闻天信中说“改处都好”，同时提出三条意见。经过再次修改后，该文发表在1939年4月15日出版的《解放》杂志上。

在毛泽东看来，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这是错误的；但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又是正确的，这与“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相同。毛泽东认为，“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这表明上面的话作为片面真理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的真理性，孔子也是一样。

以“知、仁、勇”为核心的道德论，是孔子观念论哲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对此，文章原稿中也有分析批判。但毛泽东认为它的一些表述“不大严肃”，还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在毛泽东看来，孔子的知（理论），不是“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孔子的仁勇（实践），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是“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把知仁勇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因此，他主张对此加以唯物论的改造，以正确的“理论、政策”释“知”，以“亲爱团结”释“仁”，以“克服困难”释“勇”。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均被吸收，并写入已发表的文本之中。

在运用唯物论评判观念论哲学时，人们也很容易走向另一极端，即过于强调物质的决定性而忽视意识的能动性。在毛泽东看来，古代唯物论“没有注意过主观思维的辩证法，于是注重论理学的观念论就起而代之了”；近代形而上学之所以“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因此他明确指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这些重要观点也被吸收到《孔子的哲学思想》中，即强调：孔子关注主观能动性，有其真理的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这仍是中华民族应当吸收、改进和充实的精神上的可贵传统。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针对文章中大量引用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观点以论证孔子问题，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表达不同意见。毛泽东指出：“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在毛泽东看来，上述近代学者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的”，用这一类的观点去处理中国哲学史，是不能获得正确结论的；若要科学地理解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就必须另辟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唯物的辩证法。这表明毛泽东不只是一般性地阅读这篇文章，其中实际上包含着毛泽东的思想观点。

/三、“‘中庸’是哲学的重要范畴”

范畴是哲学中最一般的概念，它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在中国古代观念论哲学中，“中庸”就是这样一个重要概念。《论语》中曾记载一则故事：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因为在孔子看来，“过”与“不及”都不好，君子之道在于“执两用中”，即在两个极端之间行中庸，取得一种动态的平衡。

在延安学者中，艾思奇较早关注“中庸”的哲学价值。他在《中庸观念的分析》一文中明确表示：“中庸是历来中国人眼中的真理”，“若把中庸当做事物存在的原理之一看，那就用今日的哲学标准来衡量，它仍可以保持其一面的真理性”；“中庸主义的根据在黑格尔哲学中恰当于质量”。但他又同时指出：“人类的认识达到了质量的阶段时，才只不过是完成了事物的一般的存在之认识，还没有发见本质”，还不能“看见比现象更深的，内在的必然的动因，所以对于这现象，他们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庸主义是用它那“观念的至高理想推动事物，使‘止于至善’”；其主张之“不偏不易”，“只证明它是保守的意识形态而已”。

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在认识论上也有关于“质”的发现。孔子之“过犹不及”可解释为：一定的“质”是含有一定的“量”的，它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都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庸”。从这一点来看，关于“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应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

毛泽东认识到这一点，认为这个思想的确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指出，“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他还建议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以更明确地解释中庸的意义。

毛泽东同时也指出《孔子的哲学思想》中的“不足”。他认为这篇文章还未注意到，“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在毛泽东看来，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因此，“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

在毛泽东看来，儒家之“中”，与墨家之“正”同，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这一点在儒家表现为“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在墨家则表现为“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勿偏”“正而不可担”。当延安学者赋予墨家之“正”更多内涵，认为“儒家的‘中庸’观念，在墨经中表现发展为唯物论的‘质’的观念”时，毛泽东则表示不同看法。他认为，“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

毛泽东虽然肯定“中庸”的方法论意义，但是并不主张在辩证法下作过度解读。他也不赞同艾思奇《哲学选辑》一书的观点：“中国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它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和否定平列看待。”对此，毛泽东不仅打了问号，而且还作了如下批注：“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这也反映出毛泽东与延安学者对“中庸”认识的一大差别。

/四、“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

在毛泽东倡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下，延安学者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从周秦诸子中揭发其辨证的，唯物的思想因素。证明这些思想本为中国所固有”。当时大家已经认识到，中国哲学产生于殷周，这与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有关；周人有“对天的存疑，对人的发现，无常和变化的思想”，实际上已揭开中国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发展最原始的序幕，所以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思想发掘出来。

延安学者探讨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关于老子的研究。中国哲学史上所谓名实问题，在实质上，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由老子提出并初步展开的。老子说：“无名，天地始”，实际上是把“名”（概念）看成后于“实”（天地或存在）；这个思想是老子唯物论思想的主要观点。当然，老子也不仅发现了唯物论，而且还提出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老子哲学中，他到处提出反命题，到处提出事物之对立的方面，就是一个确证。

延安学者并不认为，老子哲学所包含的就是完整的唯物论，就是完整的辩证法。比如老子所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实际上是夸大了“无”，把“无”视为万物的源泉，这样就陷入唯心论哲学里去了。但是延安学者并未因此而停止揭发中国“固有思想”之努力。事实上，当大家沿着上述思路把目光转向墨子，一切问题均可得到合理的解释。

墨子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宋国人，早年学儒者之业，后放弃儒学，创立反映“农与工肆之人”利益，与儒家并为先秦两大“显学”的墨家学说。其中既含有墨子的思想观点，如“名实”“知行”“故法”“同异”“义利”“中庸”“名辩”等哲学范畴，也含有墨子“节葬”“节用”“兼爱”“非攻”“非乐”“非命”等思想主张。在中国哲学史上，墨子不仅完整地提出了名实问题，而且还给以初步明确的阐释；他由“名实”而提出“知行”，并初步具体地说明二者的关系，认为人类是由“行”而证明“知”的。当然，墨子的思想也并不限于唯物的经验论。在墨子哲学中，还能看到关于由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见解，看到关于事物中部分与整体的联系之说明。墨子认为，宇宙的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宇宙中的时间空间都是“异而俱于之一也”，这又是对立统一的观点。对此，延安学者多有较为全面地阐释。这也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毛泽东对墨子一向推崇。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一次讲演中，他还称赞墨子是劳动者，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毛泽东认为发现墨子，就是“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毛泽东认为后者是唯物论者，“他用一般的方法表示辩证法的思想，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第一次，所以他有辩证法父亲之称”。把墨子比为中国的赫拉克利特，这表明毛泽东对墨子哲学地位的充分肯定。

同时，毛泽东对相关研究表达出不同看法，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一是对墨子提出的“实”的解释。毛泽东认为，延安学者只强调“实”所具有的属性规定，而实际上“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在毛泽东看来，“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据此，他还对墨子提出“实：志气之见也”作出新的解释，“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二是对墨子提出的“故”的解释。毛泽东认为，延安学者把“大故”释为“一般的原因”，把“小故”释为“部分的原因”，这无可厚非。但他不满足于此，认为因果性“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这就把不同的范畴联系起来，使人对“大故”与“小故”之关系获得更深理解。

此外，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半，端’问题”，认为“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一个质（“正”）虽有两个方面，但必有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因此在认识上就要有所偏，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安定的质。在这里，毛泽东是以对立统一法则为指导，来解释“两而无偏”的。他反对将墨子思想作折中主义的延伸，认为“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

/五、“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

经学之“经”原指诸子百家书籍，自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它专指儒家经典。在中国古代，经学是学术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对中国哲学发展影响很大。毛泽东在读《孔子的哲学思想》时就曾提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现在虽有“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至于对近代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这个任务后来落到范文澜的身上。

范文澜与毛泽东同年，自幼熟读儒家经典。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师从著名学者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因著述《群经概论》《诸子略义》《文心雕龙注》，在中国学术界崭露头角。1940年1月，范文澜几经周折到达延安。他虽不是延安新哲学会的发起人，但应邀参加了是年6月21日召开的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其经学研究成果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关注。

这次年会后举行多场学术讲座，其中就有范文澜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曾两次亲往听讲。事后，范文澜将其讲演提纲呈交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大为赞赏，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毛泽东还在回信中说：“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这个提纲后经作者整理，连续刊发在1940年《中国文化》第2、3期上，其经学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唯物史观分析经学的历史演化。

范文澜认为，经学有它社会的历史的坚固基础，其本质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依据唯物史观，他将中国经学史划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汉学系——从孔子到唐人《九经正义》，两汉是其极盛时代；二是宋学系——从唐韩愈到清代理学，两宋是其极盛时代；三是新汉学系——从清初到五四运动，乾嘉是其极盛时代。但在“五四”以后，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趋于崩溃，它的上层建筑之一的经学，当然不能无根而生存”。

第二，以唯物辩证法总结经学发展规律。

范文澜认为：“试看过去经学发展的史实，充分证明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经学斗争史。”在其内部有“汉宋斗争”“今古文斗争”“程朱陆王斗争”等，在其外部有“儒与杨墨斗争”“儒道斗争”“儒佛斗争”等。其斗争方法有二：一是“迎合统治阶级，发挥适合君长利益的理论，掩蔽抹煞近乎危险的言辞。例如三纲三从五行五常之类，尽量发挥”；二是“采取对方的长处，来改造自己的短处，例如西汉今文学采取刑名阴阳五行，南学采取老庄”，“夺对方武器战败对方是经学发展的主要规律”。

第三，用马克思主义重新评估经学价值。

范文澜认为，“经本身是古代史料”，若把封建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在他看来，“汉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古代史料”，“宋学系经学堆积巨大的唯心派哲学史的材料”，“新汉学系经学从考据方面发展，古代制度文物，经考据学者的研究，艰深难解的古书，大体可以阅读”。此外，“经学里面多少含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还有些封建统治阶级的‘嘉言懿行’，按其本质是反动的，如果移植到无产阶级文化中来，一样可变为有用”。

这篇文章受毛泽东的影响很大。比如针对毛泽东“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的建议，文章单列“山穷水尽的经学——鸦片战争以后”一节，专论以康有为、梁启超、廖平等为代表的今文学派，同以俞樾、孙贻让、刘师培、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学派之间分歧，分析和批判双方的缺陷与不足。除此之外，文章还直接引用毛泽东的相关论断作为“总结”。文章认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五四”前资产阶级“新学”失败命运的论述，“显示了中国文化演变的实质，经学历史也证明这个论据的正确”；关于“五四”后无产阶级“新文化”风起潮涌的论述，“在经学方面也毫无疑义的证实它的十分正确”。

综上可见，毛泽东与延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批判地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共同推进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历史事实。他们在开掘传统文化过程中所坚持的科学态度和积累的宝贵经验，不仅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和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对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