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的理论成果

关于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取得重大理论成果这一问题，学界一直比较重视探讨和总结。例如，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传统的重民思想，提出人民主体论”；“继承和发展传统的爱民、利民、信民思想，提出人民利益论”；“继承和发展传统的从民、亲民思想，提出人民民主论”。另有学者则从本体论、目的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四个层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的主要成果，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本体论层面，突破‘天意政治’和‘关系论’局限，确立彻底的人民本位、人民所有和人民主体地位论；在目的论层面，深化‘万物为民’和‘利民为本’的思想，确认执政者必须遵循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系统思想；在认识论层面，深化传统‘人民立场’‘人民途径’理论，提出‘知行合一’的‘人民认识路线’理论；在方法论层面，超越‘君主制’下的‘仁政’思维，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民民本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上述论断尽管其研究视野、分析方法和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并不存在任何原则性分歧，其思想内容和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皆以各自方式概括总结了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

深化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特别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在充分吸收既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深入阐述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并就其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形成共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学术支撑。根据毛泽东的重要论述，借鉴和吸收学界相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把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即人民创造论、人民价值论、人民主权论、人民方法论。此四个方面环环相扣、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的核心要义，体现毛泽东的历史观、价值观、民主观、群众观的核心内容。鉴于学界对此多有论述，这里简要说明。

就毛泽东的人民创造论而言，其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主要表现在：将“民惟邦本”“得民心者得天下”等中国传统民本命题改造和升华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毛泽东不仅科学界定和阐释了人民的历史内涵，而且将人民置于历史创造者的主体地位。毛泽东指出：“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既是实践主体，也是认识主体；既是革命主体，也是建设主体；既是历史目标，也是历史动力。中国革命的首要目的就是使中国人民成为中国社会和国家的“自觉的主人翁”，“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毛泽东的人民创造论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主要表现在，将“民惟邦本”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补充、拓展、完善”升华到全新的劳动史观、群众史观和世界历史观高度。“人民是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毛泽东提出的言简意赅、铿锵有力的思想命题既蕴含中国传统“天生烝民”的天下情怀，更蕴含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从人类世界历史高度确立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也可以称之为人民主体论。

就毛泽东的人民价值论而言，其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主要表现在：将“立君为民”“爱民恤民”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以君王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彻底改造与升华为以人民至上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蕴含的价值标准和价值秩序。尽管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不乏对民众的重视和温情，但其主导思想是将民众视为维护以君王为核心的统治秩序的工具。毛泽东则将人民利益、人民意志确立为最高价值标准，将政党、国家、政府、领袖、官员等一切政治组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皆视为实现人民利益和愿望、体现人民目的和意志的工具。毛泽东指出：“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毛泽东“将政党自身作为人民的工具，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传统民本思想的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历史上所有执政者和当今世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体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权力观”。毛泽东的人民价值论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主要表现在：将“立君为民”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补充、拓展、完善”升华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就毛泽东的人民主权论而言，其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主要表现在：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试图通过“天意”论证“君权神授”，且又试图限制君权而为“民意”张目的“民意”反映“天意”的天人感应论，直接改造为人民主权论，彻底打破了笼罩在“民意”之上的神秘气息，赋予人民民主的时代内涵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表达形式。毛泽东的人民主权论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主要表现在：他将“民意”“民心”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补充、拓展、完善”升华为人民主权论，实现了从“为民作主”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性转变，也可以称之为人民民主论。1945年8月，毛泽东回顾说，“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我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在毛泽东看来，除了人民，政党的权力、国家的权力没有另外其他的最终来源。毛泽东不仅重视人民应该享有的各种具体权利，而且尤为重视人民必须拥有的“最根本的权利”，强调人民的各项具体权利最终来自人民主权，坚决反对中国传统那种“皇恩浩荡”的恩赐观点及其现代变种。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强调，“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这一“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即人民主权，是人民享有“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各项具体权利的根本保证。

就毛泽东的人民方法论而言，其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主要表现在：将“听政于民”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改造提升为党的群众路线，赋予其崭新的思想内涵和通俗易懂的现代表达形式。群众路线“既从价值论层面明确了‘为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又从方法论层面找到了党领导群众的原则和工作方法”。毛泽东的人民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创新性发展主要表现在，将“听政于民”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补充、拓展、完善”升华为人民方法论，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群众路线集中表达和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民方法论。

/二、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的内在机制

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善于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实现自身的革命性锻造，根据实践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

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生命力。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深刻理解，为其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毛泽东深受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影响，提出诸多内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重大论断。例如，1919年7月，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自问自答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前一问一答简直就是“民以食为天”这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命题直白而生动的现代表达，后一问一答则是近乎“得民心者得天下”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命题的现代表达。1919年7月—8月，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宣告：“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有学者就此评论道：“民本思想中‘天下为公’的愿景，在毛泽东那里变成了行动者的理据。”可以说，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激发毛泽东走向中国社会政治舞台的重要思想动力。在俄国十月革命感召下，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运用其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同共产主义理想联系起来，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君—民”“官—民”之类的政治分析框架和“君子—小人”“圣人—凡夫”之类的道德分析框架，经由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引导逐步转化为“人民—敌人”的阶级分析框架。

自从毛泽东自觉从“学生立场”转变为“农民立场”，其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就开始得到革命性改造。1927年3月，在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自我反思道：“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毛泽东这里明确说自己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实现了自身立场的重大转变。正如有学者指出，唯物史观“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阐释的核心思想资源”。

正是由于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才能彻底撕开笼罩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所谓“君民一体”“爱民如子”之类具有浓厚血缘伦理色彩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揭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所谓“爱民”的阶级实质。毛泽东指出，剥削阶级“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这里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一阶级对立的分析框架和阶级观点，明确指出剥削阶级的“爱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爱民”之间的本质区别。

毛泽东深刻总结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激发其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俄国十月革命是“劳农革命”，重视劳农阶级是其鲜明特点和成功之道，这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具有高度契合性。毛泽东既非常重视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影响，也非常重视总结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运用于中国革命，同时对激活和转化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也是相当重要的。1920年9月，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毛泽东总结道：“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此时尽管毛泽东正致力于湖南自治运动，对中国革命是否要走俄国革命道路尚犹豫不定，但对俄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非常深刻、相当到位的，其中“有主义”“有真正可靠的党众”和“劳农阶级，如响斯应”等要点生动勾画出俄国共产党领导俄国劳农阶级造成“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的历史景观。毛泽东从此一直非常重视“主义、党和劳农阶级”，构成其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的重要动力和重要抓手。

最为关键的是，正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以其自身的革命性锻造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取得重大成就。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自我反思道：“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以自身人生经历说明，实现阶级立场的转变，自觉站到人民立场需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充分说明，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必须根植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毛泽东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实现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革命性改造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其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和经济基础，因为“包括民本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固然有可能让一些精英群体心生为民众福祉奋斗之念，但这种结果的偶然性远大于必然性。要想使必然性增加，则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与群众斗争的视角，凸显革命群众掌握国家政权与生产资料的重要性”。

为了群众、相信群众、学习群众、依靠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向人民负责，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反对恩赐观点、命令主义和群众自发论等观点，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积极开展爱民活动，密切联系群众，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的出发点、着力点和立脚点。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彻底打破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关于民本与君本、民本与官本、君子与小人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等级关系和思想结构，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干群关系等皆视为平等关系而非等级关系，并在先生与学生等角色的不断相互转化中，实现人民内部的平等互助和团结一致。毛泽东明确要求，任何领导干部都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在群众中间，强调“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将“官气”视为“一种低级趣味”而将“普通劳动者的姿态”视为“一种高级趣味”，生动地表现出毛泽东的民主精神和人民情怀。

/三、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的重大意义

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重要内容和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论断特别是“从民本到民主”和“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等直接涉及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以实现中华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问题。就此而言，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文明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重要环节和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资源。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是其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重要入口、重要内容和核心指向。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阶级观同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重民、贵民、恤民、爱民、安民、富民、乐民等民本思想主张的精华相结合，旗帜鲜明地概括和提出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正是怀着济世救民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和救亡图存的中华民族复兴使命在俄国十月革命感召下选择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投身中国革命，从理论和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高度致力于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照亮了中国革命道路，激活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以党的领导为统领，大力宣传、教育、动员、组织和武装中国人民，创立了具有鲜明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群众路线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同时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重焕生机。

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彻底扭转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价值系统，确立了中华民族新的价值系统。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绵延不绝，虽然在具体思想内容和表达形式上历经诸多变迁，但由于其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以“君—民”“官—民”“圣—凡”之类二元对立的思想结构和以君主至上为核心的价值系统。即使被称为明末清初的“新民本”思想，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尊君论羁绊，将批判锋芒指向专制君主，但其否定君权专制而没有否定君权本身，充其量不过是限制君权肆意妄为以期实现“君臣共治”“君民共治”“君民一体”；虽然“表明传统的民本思想在近古—近代的交接处，彰显出奔往近代民主主义的趋势”，但其与毛泽东的人民价值论、人民主权论等存在不可忽视的本质区别，远不只是“一步之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内忧外患社会环境和救亡图存变革实践中不断发生嬗变。中国先进分子猛烈批判其封建性糟粕，继承弘扬其民主性精华，“并在与西方传入之民主思想结合的基础上，得以重生，其最为经典的表现就是孙中山提出来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地倡导和重视“民权”，主张主权在民，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立下不朽功勋。但他将人民视为“阿斗”，只承认人民享有“政权”，而否认人民具有“治权”资格，且将人划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流露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蕴含的圣人救世和愚民待救之类的古老气息。正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彻底改变了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思想结构和价值系统，从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相结合的时代高度，确立了以人民创造历史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以人民价值至上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以人民主权为核心的政治系统、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方法体系。

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岁月里，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的历史进程从未止步；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其重大成果被中国共产党人代代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民本思想’又被吸收融入进了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人民主权’‘群众路线’等革命目标之中，并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人民利益至上’‘人民的主体地位’等阶段，最后锤炼凝结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概念之中。”有学者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的理论成果概括为“能动的民本主义”，认为毛泽东成就的“革命的民本主义”和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成就的“发展的民本主义”构成其两大面向：“中国共产党奉行能动的民本主义，不仅成就了建国立政的基业，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述论断深刻揭示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的历史过程、思想转变和精神实质。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正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传统以君主至上为核心的价值系统改造和升华为中国共产党、新中国、中华民族以人民至上为核心的价值系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其重大使命就是确立中华民族新的价值系统，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因而“将‘中国化’只看作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现实转换，而不将它视为中国共产党为确立中华民族的新的价值系统的现实转换，必然会大大缩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涵义，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的历史过程和重大成果，既表现在理论方面、文化方面，也表现在实践方面、制度方面。毛泽东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创建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确立了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的崭新社会制度，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也内蕴中华文明悠久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博大精深的政治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才能实现生命更新并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依然熠熠发光。

/结语

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是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重要入口、核心内容和光辉典范。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善于以自身的革命性锻造为枢纽，团结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不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的划时代意义就在于根本扭转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价值系统、思想结构和思维方式，确立了中华民族新的价值系统、思想结构和思维方式。毛泽东推动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双创”经历了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内蕴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和思想内容，具有深远意义，需要我们根据时代发展不断研究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