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与现代性的逻辑经验同构性

现代性是现代的属性，意味着对传统的主动变革，无论以何种方式来界定现代性概念，首先都体现为一种时间维度。因此，现代性概念是作为历史分期和历史转型的现代性。在与传统社会决裂下出场的现代社会现象，如资本积累与工业化、政治领域民主化、价值和规范世俗化等，呈现重大转折的动态过程和最终结果。“就时间而言，‘现代的’这一形容词所指称的是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一种加速前进、一种割裂，也是一场革命。”现代性不只是时间维度上的直观思考，也是革命实践本身。

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发起的激烈地变革社会的行动。从变革的对象看，包括了大地主垄断经济、土豪劣绅封建统治、传统习俗糟粕等；从变革的方向看，致力于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任务，同时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发展。“革命与现代化具有内在基本的逻辑同构性。”通过对现代性的构成元素和制度结构进行抽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整体加以综合判断，由此提出对现代性概念的另外两种理解：一种是作为社会结构和组织模式的现代性。这是社会构成意义上的结构分析，现代社会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他还提到“在现代性的发展中，有两种不同的组织特别重要：民族国家和系统的资本主义生产”。另一种是作为主体性经验、社会意识与社会文化的现代性。刘小枫认为现代现象的结构其中一个方面是：“现代性题域指生活中的个体-群体心性结构的变化及其相应的文化质态和形态变化。”

与中国传统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循环论史观不同，17世纪以降，经欧洲革命洗礼后的现代革命概念具有了代表新生、文明的进步意义，尤其是霍布斯鲍姆提出的“双元革命”包含了两种基本的历史运动模式：政体的激烈颠覆和科技革命改造社会。“这场双元革命改变了世界，并且还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现代的“革命”概念逐渐脱离传统“周而复始”的含义，后经由梁启超译介重新传回中国，取事物大变动和政变划分新时代之意。革命被喻为洪流和巨浪，标示了不可抗拒的历史进化和前进方向，“这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充分发挥，人类的命运不由自主地处于世界历史这一自由和必然相互交替的过程中”。经过对黑格尔哲学中历史辩证法的吸收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改造，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语境下，革命是生产力发展、政治权力转移和社会结构调整的客观历史进程，同时也是实践概念的体现，具有历史性、发展性和动态性。中国的革命运动和现代性探索，作为现代化潮流的一部分，展现了世界历史性特征，是历史方位下的具体产物，随历史发展而演进。

一方面，毛泽东的革命现代性在理论谱系上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相一致，在时间维度上体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在战略高度上始终重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在历史观上顺应历史潮流而发展，这种认识论可以被概括为“革命的现代性”。另一方面，“革命”不仅是形容词，亦是名词，即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实践运动本身。毛泽东对现代性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历史发生的机制和进程。将革命和现代性这两个范畴联合起来综合考察，能更深刻地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以及中国道路的原创性开辟。因此，“革命的现代性”与“关于革命的现代性”都是“革命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前者是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后者则侧重客观的革命及社会发展事实。毛泽东的革命现代性思想以变革前现代社会、融合具体国情的非二元现代性以及批判地超越西方现代性的三重张力，建构了现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

/二、对前现代社会的结构性革新

在错综复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寻找自身现代性方案的抗争史和探索史。关于现代性在近代中国的命运抉择，无论是器物、制度、思想三方面的西学东渐，还是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三大思潮的激战交锋，乃至其他各种社会变革方案轮番出现，都只是主观想象了一种社会思潮争端中所希望的对象，即人们只是被勒内·吉拉尔所说的“模仿欲望”的错觉所俘获，我们总是“意欲他人所意欲的”,通过模仿他者来形成自己的追求目标，尤其推崇代表社会进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不是具体实际地“察国事本”以形成社会变革方案，也没有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进步置于变革任务的核心地位。直至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结构性的社会制度设计和社会意识的变革，前现代社会才得以重新塑造。

第一，确立中国现代性的前提，在于其在现代文明秩序和制度框架内的定位与构建。首先，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实现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的必然选择。毛泽东的建国思想从革命初期的“工农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再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种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历史运动，标志着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关键节点和重大转折。其次，建立民主政府是自主建设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要求。毛泽东曾多次强调民主问题及其重要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是维护人民主权的根本利益，是增强国内团结和动员人民的要求，也是建立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发端得到了清晰地表述，“五个民主”全面概括了民主的基本理念和表现形态：“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他认为要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方面将国民党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另一方面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民主建设与建国思想同步发展和成熟，在实践上历经“农民协会”“工农兵代表大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民主形式；在理论上历经从“工农民主”到“新民主主义”,再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发展过程，从而完成了从传统的独裁专制向现代的人民民主转型，摆脱了对西方民主政治政体的简单复刻。

第二，现代化作为物质生产层面的变革及其动态过程，从根本上遵从现代性理论的规定，符合生产力进步要求和人民福祉的价值选择。毛泽东在其主编的《政治周报》发刊词中说：“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指出革命目标之一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在现代化发展路径安排上，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层面探索国营经济和农民合作社等集体化性质的社会生产建设，坚持现代性促进物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挖掘了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潜力，保障了革命的最终胜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四次提及“现代性的工业”,并将其视为重要的进步力量：“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并提出要引导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毛泽东非常重视经济工作，指出“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毛泽东也考虑到要处理好计划和市场、国营经济与私营经济等关系问题，应确保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并建立相应的制度。

在社会意识和文化上，毛泽东倡导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克服旧文化中的半封建文化、文化复古主义、帝国主义的奴性思想及资产阶级的专制文化。新文化既破除迷信又弘扬科技，正如毛泽东曾在《实践论》中提及的，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能“知天下事”。新文化还重建了中国现代性的民族文化自信，服务于人民的现代文化新形态和价值观构建要求，在精神上呼应了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历史起点。随着革命活动的不断展开，现代性要求作为革命的合法性提出，新生事物呈现对传统的破坏性征服，也遭遇了传统力量的顽强抵抗。现代性新文化与传统各种“主义”之间形成了相互交叉、对峙和裂变的文化张力，成为该历史转型期的一个明显表征。“革命文化是构成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一环。革命文化出场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伟大实践中。”新旧文化的裂变性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是并存的，革命文化也构成了文明连续性的组成部分，展现了“裂变中的连续”的独特历史现象。

/三、非二元格式现代性的过渡性容融

革命现代性展现出社会制度的结构性创新，然而在整体性地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非典型现代性的矛盾和过渡性的复杂特征。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打土豪分田地”和“农村包围城市”等策略，便是这种例外状况的体现。从非典型现代性角度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讨论的，主要有乌托邦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两种代表性观点。持乌托邦主义的有斯图尔特·施拉姆、莫里斯·迈斯纳等人，如迈斯纳认为，由于毛泽东直接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帝国主义，导致了他“强烈的反城市偏见，并相应地导致了他那种强烈的农民倾向”,同时将农民高涨的革命精神理解为对民粹主义的利用。持反现代主义观点的学者普遍认为“毛泽东思想‘和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背道而驰’”,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对现代性任务的背离，是草莽浪漫主义的思想，其实践中既推动现代化同时又限制现代化，存在退步和保守的反现代性因素。根据阿里夫·德里克的研究，毛泽东的反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性视角，往往通过融合反现代主义思想得以形成。反现代主义在反思现代的基础上提出，并与现代主义共享同样的内在矛盾，即现代性所带来的毁灭性和美好性并存。这种观点将现代性发展的矛盾性提升到思辨层次，刻画出“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结构特征。然而，“反现代的现代性”概念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作为历史潮流的反动力量，反现代主义强烈地反对现代制度带来的后果，但最终却似乎完全接受这些后果，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悖论。这两种观点的不足，均源于传统二元对立的评价标准。

“现代制度可以解释一切，但它仍然忽略了那些中间状态。”在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的、连续性的和不断生成的中间地带。这个地带不是简单的横向两极，而是一个充分展开的包容性融合空间，它体现了事物之间的复杂互动和相互渗透。如果仅从一般现代性的视角评价革命实践，所预设的二元格式(如进步与落后、理性与非理性等)虽然简化了理解，却忽视了特殊事物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因此，需要超越二元对立，采用容融性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容”意喻交流互鉴、容纳和包容，“融”指融入、和谐、和合共生之情形。“容”是前提和条件，“融”是过程和结果。毛泽东的革命现代性思想体现了拟现代性和准现代性的特点，也体现了自然、社会、文明、主体等多元素之间冲突与融合的动态张力，从而形成了“包容融合”的新模式，有助于消解“反现代”“非现代”等理论视角的简单化和片面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它涉及小农经济、土地分配、阶级斗争、生产合作等多重要素，在时空维度中生成了一个动态交织的“复合体”。这一复合体要求革命者深刻把握民族传统、农民现实及当前斗争目标。尽管分田这种小农经济的土地分配方式具有反现代性特征，与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的现代性发展趋势不完全契合，但毛泽东未受限于进步强制观念。他通过“观俗立法”承认农村个体生产的传统，“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并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对农民进行思想洗礼。这一过程中，农民虽仍基于个体生产形式，但在运动中吸收了进步因素，超越了传统小农意识。毛泽东使革命紧扣反帝反封建的中心任务，不仅将农民“组织起来”,还极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假使中国的革命结果胜利，并且能成为一个真正民权方式的，那末中国农民的合作社在经济方面须与革命的政府与城市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方面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毛泽东将以分田为基础的集体互助生产模式称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指出了农民合作社在城乡关系发展的重要经济作用。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突破了城市的战略优先思维，也被视为一种典型的反现代性表现。这种反现代性伴随着对城市生活模棱两可的态度，并表现出偏好落后但相对革命的农村地区，而轻视经济上较为先进但保守的城市地区的倾向。施拉姆强调了毛泽东的“革命气质”,以及“毛对‘唯意志论’,对作为一种历史力量的意志的极度强调”,认为毛泽东主义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民革命精神中的主观因素。迈斯纳认为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相似之处正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之处，虽然毛泽东在宣称中国“一穷二白”的革命特点，但是“肯定‘落后的优点’同马克思对历史客观决定性力量的坚定信念是不完全一致的”。

然而，毛泽东这一策略并非是在个人主观意愿上要求返归传统社会和田园牧歌式的退步，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地理空间辩证法的体现，而是基于对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地区分布不平衡情况的客观分析：中国城市化程度、“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及城市的阶级矛盾尚不足以促成城市无产阶级的大规模联合，而农村则拥有大量的人力物力，农民阶级数量庞大，而且是真正的革命主体力量。到了1945年，情况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毛泽东对此写道：“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掌握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成了我党的重要任务。”总体而言，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战略从“中心城市论”转向“农村包围城市”,在全面解放战争的后期，工作重心又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城市—农村—城市”的辩证发展过程。

/四、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性超越

吉登斯曾发问：“现代性与众不同地真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吗？”从西方现代性的起源及其演进来看，现代性发源于欧洲，兴起于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并伴随欧洲市场经济的扩张向全球传播，取得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和宗教解放等成就。因此，西方现代性成为人类现代历史发展的典范与母版。至于非西方国家是否存在其他现代性发展路径，及在能否独立自主这个问题上，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派，以及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等依附论者都持否定意见。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的支配与依附关系，后发国家难以找到内生性力量，不存在自主独立发展的可能。中国的现代性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正是这一客观现实：“西方现代性作为一种欧洲的地方经验，转化为了一种全球性的精神供给，最终演变成一种有着物质力量加持的全球性精神设施。”中国不可避免地需借用源自西方的现代性标准和框架，同时也无法回避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由西方先发优势带来的结构性挑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又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在现实中突破西方现代性构建的世界体系何以可能？一方面，全球化作为现代性的主要表现，将现代性扩散为全球普遍现象，打破了西方现代性的专属垄断。全球化塑造了世界作为相互依赖整体的共识，能激发不同地区的自然社会与文化结构对现代性的多样化回应，从而生成异质性与超越性的现代性形态。另一方面，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历史进程，其发展并非线性单一，而是复杂多元的交织过程。恩斯特·布洛赫希望哲学中的“尚未”与“已知的希望”揭示了现代性潜在的未实现维度。这表明，历史尚未终结，现代性的叙事仍在展开。

第二，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论超越和突破何以可能？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超越和突破，不仅涉及事实层面的超越，更需要从思想层面实现从自我经验向理论超越的跃迁。在全球范围内，西方现代性的主导地位与世界各地具体情况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仅有列宁和毛泽东等极少数思想家真正实现了理论的突破。列宁通过定义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并发展了帝国主义论，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则界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了其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与普遍现代性的理论规定相契合，并对西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在革命早期，中国的现代性探索在学习西方现代性中展开，随后俄国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借鉴了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深入探讨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共通之处。他强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在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以及增进人民幸福权益的民生主义三方面相契相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并结合实践，毛泽东提出了一套超越西方现代性的革命现代性方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

中国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奠基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革命实践和理论发展中，社会主义力量和群众利益的价值认同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价值认同逐渐发展成将人民组织起来，依靠群众力量，服务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基本革命纲领，并最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超越了西方现代性的资本逻辑。社会主义现代性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与“人人劳动和人人分享”理念，通过集体奋斗和公平分配，形成了超越西方两极分化模式的共同富裕社会。在中西方文明的比较中，中国的文明形态是在整体性的宇宙观中形成的，强调人与世界息息相关、相互交融的实体关系，而西方文明的创世纪神话和神凡二分论则体现了一种断裂的宇宙观。加之现代启蒙理性主义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鼓动西方国家通过技术、贸易、殖民暴力等方式向外扩张，而中国式现代性则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摒弃了西方以侵略、剥削和压迫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性超越。

/结语

概而言之，革命现代性本身蕴含着内生性的张力，表现为：一方面，在与传统的对峙和贯通过程中，呈现裂变与连续的微妙平衡；另一方面，自觉地对进步、理性、激进等强制性要求保持警惕，体现出二元对立与包容性思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而言，毛泽东革命现代性思想的革新、容融和超越这“三重张力”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于：革故鼎新代表了一种纯粹化的抽象分析，将前现代与现代截然分开，率先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改变社会结构，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和发展方向，“革命的现代性力求实现普遍现代性的承诺”；容融和合是在抽象分析基础上的具体糅合，毛泽东以矛盾辩证思维扬弃现代性二元格式的限制，超越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落后与进步的对立，针对中国特殊国情和传统因素，寻求更为包容和综合的发展路径；批判超越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革命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以西方现代性作为批判对象，在理论和实践上独立自主地构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

通常情况下，革命胜利之后，革命力量往往会转变成更为稳定和常规化的制度形态。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探索，其独特性不仅体现在对西方现代性所预设的先验框架的突破，更在于其突破后持续的生成性、发展性与创新性。“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这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基于革命现代性作为发展途径的深刻理解，强调了必须不断地革新和完善。现代性是过去，更是未来的斗争地带。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狭义上的“关于革命的现代性”已大抵完成历史任务，而“革命的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尚未过时，这是毛泽东革命现代性思想研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所在。置身于复杂多变、多元并存的全球现代化历史潮流中，我们立足于毛泽东思想的深厚理论根基，充分汲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始终以“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精神为指引，坚持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独特道路。通过开放性的实践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展现出持续发展的蓬勃活力与深远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