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解放战争全过程认识毛泽东的美国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苏为主导的世界格局初步形成。解放战争期间，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领头羊”，企图通过援助国民党反动政府，使中国为其战略利益服务。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关乎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前途，决定着中国走哪条发展道路和建立何种性质的国家。由于国际形势以及国共对抗背后的美苏关系复杂多变，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之间的“对抗”涉及军事、政治和理论的斗争，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特征。如何在历史“夹缝”中和多种因素“制约”下，正确认识与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策略，以便调整国内斗争战略策略，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当时面临的严峻问题。

1946年初，在美国的“调停”下，国共两党在停战、整军等谈判中基本达成协议。正当毛泽东以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已到来之时，美苏关系从合作、妥协开始走向对抗、冷战，美国对华政策的“扶蒋反共”本性逐渐暴露。党的七大前后，毛泽东就敏锐感觉到美国对华政策变化。对美国政府的称呼，从抗战时期的“友邦”再度变为“帝国主义”，公开批评美国对华政策。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撕毁协议，向中共中原部队悍然发动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正式爆发。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七七”事变九周年宣言，公开抨击“美国反动派”，要求美政府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助长中国内战。这一宣言的公开发表，标志我们党彻底放弃美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希望。由此，从全面内战爆发前夕至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在对美关系的认知与应对方面形成一系列重要论点。

（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要坚定斗争的决心与信心

全面内战爆发初期，面对“异常强大”“举世无敌”，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帝国主义，一边是假意调处仍在继续，一边是我们党面对的军事形势总体上不乐观，对于党内大多数人来说，要在缺少苏联实质援助的情况下，树立起战胜美蒋的信心，并不容易。尽管毛泽东不断鼓劲，“但该不该打，尤其是能不能胜的问题，还严重地困扰着许多人”。为鼓舞和增强全党打败美蒋的信心和勇气，需要破除党内外对美国的种种迷信，阐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1946年8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会谈，谈及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和中国战局时坚定地说：“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他认为，美国表面上看起来很可怕，但“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他以中外历史上革命力量战胜反革命力量的具体事实论证，“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发动，而我们代表进步”。三个半月后，毛泽东在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会议上再次强调，“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蒋介石也是如此，都是可以打倒的”“我们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而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周密，不要疏忽”，也就是说，要做到战略上轻视美国和战术上重视美国的辩证统一。这些论断充实丰富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内涵。

毛泽东强调“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并不是自我安慰、自我麻痹，而是有充分依据的，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对世界形势分析与判断。早在一个月前，毛泽东在一份内部电报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的革命力量大大增强，所以对付美蒋的主要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1946年12月6日，毛泽东在王家坪回答三位西方记者关于当前世界局势是否还有利于民族运动发展的提问时指出，美国反动分子“想独霸世界，势必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反动分子世界各国都有，他们违背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压迫民主，压迫人民，一定遭到人民的反对”“这种政策一定要失败”。“帝国主义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经宣传，最直接影响就是稳定士气，把人民动员起来打败美蒋进攻，极大增强了人们同美帝国主义扶植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必胜信心，使大家看到真正的出路。它与“中间地带的理论”共同成为中国人民战胜美蒋反动派的理论武器。

（二）美国在侵略中间地带，中国人民要开展“中间地带的革命”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除了要树立“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坚定信念，还要有正确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当时革命阵营内亟待廓清“迷雾”：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否会导致美国更大规模的援蒋，以及中国内战是否会引起美苏冲突甚至触发新的世界大战？早在1946年4月毛泽东开始估计战后国际形势时，就对此问题做过初步探索与思考，得出“美苏妥协并不要求世界人民妥协”，国共相争并不一定引起美苏之争的结论。8月，借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中间地带”思想。在他看来，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欧、亚、非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前，不会进攻苏联。同时，美国自身也有许多矛盾需要克服，“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美国在进攻苏联之前，必须首先进攻美国人民，其次必须压服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否则“是谈不上进攻苏联的”。因此，“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对派及其在各国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1946年底，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独立判断已经基本成熟。为了让全党明白和接受“中间地带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指导陆定一撰写《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自1946年4月以来对美国以及战后国际形势的认识，发表于1947年1月4日和5日的《解放日报》。该文明确指出：美国要进攻苏联是帝国主义的策略，真实目的是侵略其他国家，美苏矛盾不是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美苏之间打不起来，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走狗蒋介石的革命，不仅不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至此，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本上廓清了中国革命运动与美苏之争的关系。

（三）美国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很小，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自党的七大至全面内战爆发，党内对美国会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担忧就一直存在。只是在1947年7月以前，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保持着攻势，美国就没必要直接出兵。但在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之后，特别是在经过三大战役、东北、华北大部和华东、华中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解放，这种潜在的担忧便成为现实。敢不敢于用战争手段解放全中国，事关中国革命的前途。作何选择，同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对美国反应的估量有密切关系。

基于对1948年以来国际国内情况的深入分析，毛泽东进一步明晰了对美国的认识：美国还没有做好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很小。一方面，毛泽东深信在世界两大阵营对峙格局下，中国革命已经具有“世界革命的性质”。苏联对于美国有巨大牵制作用，美国一旦出兵干涉中国革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势必坚决反对，因此美国不能“为所欲为”。另一方面，毛泽东号准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脉搏：受本身实力和全球战略限制，美国不可能无限度干涉中国。此时美国正把重心放在欧洲与苏联竞争，准备实施与国民党这艘沉船拉开距离的“脱身”策略，避免陷入“泥潭”。他指出，人民解放军只要坚决和迅速地取得军事胜利，“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因此在革命阵营内部要继续克服“过分估计”美国力量的“错误观点”。当然，毛泽东在强调美国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同时，并没有放松过思想警惕。他不但反复要求要做好两手准备，以免在事情发生时手足无措，而且制定了稳妥的对美斗争策略和方针，避免发生直接冲突与激化矛盾，为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争取了有利外部条件。这一观点是毛泽东正确认识和成功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成功范例，“是他的美国观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美国利用中国的中间势力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企图实施“和平演变”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对的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抗战结束后，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不仅是国共两党斗争的核心，而且是各派政治力量争论的焦点。不论是国共政治和军事斗争，还是其他各派政治力量分化组合，从根本上说都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纵观解放战争展开全过程，美国不仅通过军事与经济援助国民党同我们党进行间接的“硬”对抗，还利用政治和外交手段进行“软”对抗，以期“阻止中国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甚至改变中国革命的性质”。1947年7月，中国革命运动进入新阶段后，国内某些政治势力意识到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试图利用动荡的局势，影响中国历史进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些政治势力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早在1946年美国插手调处国共之争时，就利用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一些政治势力，助力其成为能够左右中国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1946年7月美国政府任命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的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尽管也多次劝蒋停止内战，但司徒雷登着力通过“政治花招”拉拢民主个人主义者，扶持中间势力孤立、消灭共产党，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正如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描述的那样，司徒雷登在与国民党领导人会谈时，“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强调中国必须采取行动，使自由主义分子处于领导地位”。这表明美国已经注意通过扶持中国的“第三种力量”组成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战线。在调处失败后，马歇尔曾向国民党高级官员说明，“曾经用种种努力来创造机会，使中国正直的人们能上升到最高地位”。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写道：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

毛泽东以政治家的敏感，及时洞察美国政客正通过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搞“反革命两手”。虽然那时还没有正式提出“和平演变”的概念，但实际上已有“和平演变”的举动。对此，毛泽东有清醒认识。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他明确将美国干预中国内部事务作为影响中国革命前途的主要危险。指出：由于无法阻止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美国及其他反动势力越来越重视政治斗争，手段之一就是“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这种计划实质上是企图使中国革命运动“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他们获得喘息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此后，毛泽东在著名的“五评白皮书”中继续告诫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必须“丢点幻想，准备斗争”。对这些“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是他们站在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五）美国政客以唯心史观曲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必将以失败告终

1949年8月5日，离新中国成立还有不到两个月，美国政府发表了《白皮书》及艾奇逊的一封附信，试图为过去不成功的对华政策辩护，表明美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立场。毛泽东亲自撰写五篇评论性文章，对自《望厦条约》以来的中美关系彻底清算，指出其政策实质，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美国观。

《白皮书》中艾奇逊以“人多饭少说”和“西方影响说”解释中国发生革命的原因。“人多饭少说”是指中国在18、19两个世纪里人口增加了一倍，而所生产的物质财富没有增加多少,导致许多人没饭吃，从而引起革命。“西方影响说”指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产生了以往不曾发生的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进而诱发了革命。艾奇逊企图用这两种“学说”蛊惑民主个人主义分子和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在思想文化上迷失方向，进而去“破坏和捣乱”即将走向胜利的革命事业。毛泽东指出艾奇逊实质上是以唯心史观解释中国革命，是不能成立的。他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从理论层面上对艾奇逊的谬论进行批驳，揭示出中国发生革命的真正原因。针对“人多少饭说”，毛泽东引证古今中外事实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甚至美国独立战争革命，既非人多饭少的原因，也非人地矛盾，而是由于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关于“西方影响说”，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在这些反抗运动中，中国人民用七十多年的失败与教训，证明了艾奇逊引以为傲的“西方的影响”，“软弱得很”“抵不住了”，最终“败下阵来”“破产了”。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才是人民真正需要的“西方的影响”。

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毛泽东开门见山指出，《白皮书》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随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炼出了两大逻辑的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即帝国主义的逻辑——“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和人民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两条根本对立的逻辑，是毛泽东五评白皮书的点睛之笔，五篇评述都围绕这两大逻辑展开。毛泽东揭示这两大逻辑的目的，就是让全国人民坚定战胜帝国主义的信心，警醒民主个人主义分子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准备为建立人民政权斗争。

综上，1946年8月，毛泽东提出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论点并制定相应对策；到1949年9月，毛泽东在“五评白皮书”中深刻剖析美帝国主义本质，制定了更为周密、可行的对策。这表明，毛泽东是从整个解放战争的展开过程认知美帝国主义，制定相应战略策略。

/二、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美国观的主要特点

近代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处理对外关系的目标，“从实质上说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外来势力的干涉”。毛泽东在处理对美国的认知与制定对外政策时，必然围绕这一“总目标”与“主旋律”。解放战争时期，他科学分析国际格局、时代主题和世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不但做出了“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判断，而且形成了“中间地带”的革命理论，发展了“两个阵营”的基本思想，并对过去百年来中美关系进行总结，这“标志着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具备了基本的理论形态”。总结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美国观的发展走向，总体上体现出如下特点。

（一）以国家利益为重，具有深厚家国情怀

作为坚定的爱国者，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思想观念处处体现着民族自尊心、自信心。1936年，他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到自己年少时读过的一本开头即说“呜呼，中国将亡矣！”的小册子，给了他强烈的刺激，从那时起，“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纵观毛泽东一生，他对美国的认识因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断调整而发生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毛泽东热情赞颂美国，崇拜美国的“科学”“民主”精神。1919年巴黎和会后，毛泽东对美国的态度发生大转弯，激烈批评威尔逊和美国的强权政治，指出美国已变成“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本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首要威胁，毛泽东寻求与美国合作抗日，称其为“友邦”。随着抗战胜利，国共矛盾日益尖锐，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日益暴露，毛泽东直呼美国为“帝国主义”“反动派”。这些观点的背后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原则：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国家主权。毛泽东国家利益观是一种主张在主权范围内界定国家利益的观点，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始终是以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为重的”。这一特点集中体现于解放战争时期。

旧中国百余年来的屈辱外交，使中华民族饱尝丧权辱国之苦。毛泽东清楚认识到：没有国家独立，就没有一切。他的国家利益观首先就是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抗战胜利后，当中国人民即将看到“和平、民主”曙光，美国政府站到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毛泽东毅然决然选择与美国抗争到底。当美国越来越深地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着重阐明只有“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在1949年6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再度强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公开提出“一边倒”，宣布新中国将倒向有着意识形态渊源的苏联一边。毛泽东的思路是出于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必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及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

毛泽东美国观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学术界争议较多的问题，其中解放战争后期集中在“一边倒”政策的选择上。可以说，“一边倒”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但也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选择。在毛泽东看来，政治安全，尤其是新生政权的安全是最大的安全，也是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在建交问题上，毛泽东坚持要在对方断绝与国民党残余势力关系后再通过谈判重新建交，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美国此时既不与国民党政府断交，又想与新中国建立联系，希望新中国能够继承国民党政府与西方国家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以确保在华权力和利益不受损害。双方沟通交流的基本前提是“无法通融的”，遑论建交。不仅如此，此时公布“一边倒”政策也是基于现实战略需要，从美国方面看，美国国内反共势力很强，除非我们党放弃原则，明确投靠美国，否则短期内没有改善关系的可能。从苏联方面看，南斯拉夫事件出现后，斯大林担心我们走南斯拉夫道路，对我们党仍抱有极强的“怀疑和不信任态度”，我们党必须及时取得苏联的信任，否则新中国在外交上将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在国际外交上陷入被动。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特别强调人民民主专政问题和“一边倒”的原则，绝非偶然，“是总结中国革命和国际共运的有关经验得出的结论”。

（二）立足社会主义革命，充分体现革命家本质

特定的时代背景以及主要经历、政治经验，使毛泽东形成了既极具时代特色又富有个人风格的思维特征，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概括这种思维特征，就是“革命”。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差不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上的失败，深深刺激了他们。他们几乎都走过一段从救国到革命，从学习西方到赞赏十月革命、信仰共产主义的心路历程，“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受到崇拜”。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新天地，毛泽东认为，只有“走俄国人的路”，进行彻底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才能获得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才能从根本上结束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任人宰割和欺凌的屈辱地位，才能摧毁压迫和不平等的国际体系。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论、帝国主义论及国际主义原则，深深影响了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评价和决策。他认为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交道最合适的方式是斗争，只有通过斗争，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打交道，一举洗刷旧中国蒙受的屈辱。

毛泽东从革命视角来看美国，立足点是保证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要把握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美国观的特征，必须将之置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历史场景。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虽然采取了适应美苏妥协格局的策略，努力配合马歇尔的调解行动，并不意味着放弃同美国的斗争。相反，这一策略正是为了防止美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甚至卷入中国内战。全面内战爆发意味着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发展道路。面对实力强劲的美蒋反动派，毛泽东作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指示革命阵营要克服恐美崇美思想，坚定革命决心与胜利信心；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对美战略，开展“中间地带的革命”，明确推进中国革命才是中心问题。

1947年，美苏冷战爆发，美苏由战后妥协演变到冷战对抗格局，世界格局变动进一步限制了美国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能力，毛泽东制定了反对美国和提出“打倒蒋介石”的战略目标并接受“两个阵营”理论，宣布站在苏联阵营这一边。1947年夏季，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后不久，中共中央便根据形势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建立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当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明确将美国通过政治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作为影响中国革命前途的主要风险，号召要坚决予以揭露和反对，以保证中国革命运动按照既定的航向前进。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决定同美帝国主义坚持作斗争的同时，把眼光投向苏联和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明确提出“一边倒”政策，以争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从而不会陷于孤立。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作为革命政党领袖，毛泽东主要从政治家的眼光来审视美国，“它重政治，一切以政治优先，抓主要矛盾，充分考虑现实环境与实际条件下最佳的权力、权利与利益，……最根本之点在于战略思维，是从大局出发”。也就是说，他能充分考虑现实不断变化的环境与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也是毛泽东务实精神和实事求是思想的集中运用和体现。因此，在这一阶段，毛泽东能够结合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于对国家核心利益的考量、参考美国对华具体政策以及国共力量对比，独立自主开辟前进道路，实现革命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否摆脱教条主义束缚，善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在处理对外关系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将中国革命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一认知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全面内战爆发前后，革命阵营内部存在悲观估计与妥协思想，对于能不能打，打不打得赢，打到什么程度，还存有分歧。如何作出抉择，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和方向。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出发，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对美战略。他强调，“中国革命”不是“世界革命”的翻版，可以开展“中间道路的革命”，为中国革命事业指明了前途与方向。

毛泽东对美国的认知是革命性的，也没有教条主义式地拒绝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合作，而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1949年初，中国革命的胜利已不可逆转。毛泽东本着务实的态度，希望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顺利推进中国革命，为新政权外交事业打开局面。1949年4月3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就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在长江被击中一事发布声明。这项由毛泽东起草的声明指出共产党新政权愿意考虑同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只要外国政府与国民党断交并从中国撤军。这个声明基本上就是针对美国的。毛泽东考虑与美国缓和关系的主要原因在于避免矛盾激化，防止美国出兵干涉，防止美国对中国经济封锁。两天前，毛泽东在致邓小平等人电报中，提到对美、英外交人员应“予以保护”，如果美英能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就可考虑与美国建交。4月，毛泽东在苏联特使科瓦廖夫的谈话中提到，为了经济需要不得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一些事实上的关系，又提到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介绍美国的贸易公司同中共进行贸易商谈和花旗银行向中共贷款等问题。这些都说明，经济方面的困难使得毛泽东采取较为灵活的措施来面对美国。正是在此期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与人民解放军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领导人黄华进行数次会谈，探讨美国与新中国政权的关系。双方最初接触是试探性的，目的是阐明各自立场，同时了解各自意图。由于司徒雷登的特殊地位，毛泽东非常重视，亲笔写了回电直接指导黄华的行动，甚至指示如果司徒雷登态度友善，黄华应该表现出一种“庄重而和气”的态度。由于双方秉持的立场针锋相对，数次会谈的结果，最终表明美国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几乎没有建立正常关系的可能。即便如此，毛泽东在坚持彻底清除美国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势力、影响的同时，也提出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应保持灵活性，采用“一概不予承认”与“予以切实保护”的务实政策。

（四）运用唯物史观，善于抓住问题本质

毛泽东这一时期能对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美关系做出总结，实现其美国观的飞跃，无疑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超越了纯粹抽象的国家利益分析视角。毛泽东以唯物史观对《白皮书》进行理论批驳，系统解读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和取得胜利的基本规律，梳理和总结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不断兴起的各种革命运动同东西方各大国的关系，特别是总结了美国百年来的对华政策，为新中国成立前夕外交政策的制定做了理论与思想准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与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源，即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二是运用群众史观说明中国革命的根本力量来自人民群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胜利一定属于人民；三是运用意识形态反作用理论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精神武器与思想基础。鉴于相关研究已涉及这些方面，本文在此不展开。

/三、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美国观的现实启示

正式建交以来，中美关系总体上呈现出错综复杂、起伏多变的特征。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实施“美国优先”战略，对华进行“脱钩”。2021年拜登执政后，对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对华全面战略竞争进行“加码”，在经贸、科技等诸多领域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对中国的主权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如何选择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察古可以知今，鉴往可以知来。回顾和总结解放战争时期这一“大转折”年代毛泽东认知和应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论断与策略，对于“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妥善应对中美关系变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具有积极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认清本质，在斗争中求团结

为维护既得利益，推动全球霸权，美国搞经济制裁、科技封锁，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这依然符合毛泽东揭示的美国霸权主义逻辑，“它（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它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它们的灭亡”。近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冷战结束后的合作与竞争，已变为以遏制为主。中美双方的对抗依然会集中于贸易、科技和台海等热点问题。美国政府会采取强力措施限制中国在有关美国战略利益的产业上继续发展，包括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甚至可能会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2024年3月11日，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直言不讳，“我们不能让中国为了军事进步而获得我们更尖端的技术”“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们的人民，包括扩大我们的管制”。

处理好中美关系，既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但在美国仍坚持遏制和打压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只能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习近平明确指出：“在重大风险、强大对手面前，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得‘软骨病’、患‘恐惧症’是无济于事的。”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从反面教育全体中国人，要认清现实、丢掉幻想，破除崇美恐美心理。为此，应重温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命题，做到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力争处于不败之地。

（二）注意斗争策略，牢牢掌握主动权

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就要养成高超的斗争本领和斗争艺术。就当下中美关系而言，我们必须用恰当的斗争手段争取和平，必须把握斗争的特点，注意斗争策略。斗争不只是军事意义上的，还包括非军事领域的种种斗争。为有效开展斗争，应注意以下三点：一是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中美关系总体框架内，涉及多面向多层次的相互关系。从领域而言，有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文化关系等；就矛盾性质而言，有核心利益矛盾与一般利益矛盾的区别等。在这里，并非所有的矛盾都是需要采取冲突形式的对抗性矛盾；也并非所有的矛盾都是可以合作共赢的非对抗性矛盾。这就需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非原则问题上适当妥协。二是要善于在同一中作斗争，在斗争中求同一，灵活多变、把握主动。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大前提下，必须承认，中美两国也面临着人类社会发展诸多共同问题，譬如气候问题，环境治理问题，核武器扩散问题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正常交往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中美两国需要合作，既需要国家层面官方性质的合作，更需要民间层面非官方之间的交往、交流与沟通合作。三是在处理中美关系时要把握时、度、效，尤其要注重防化重大风险、避免冲突升级。很难调和不是绝对不能调和，应通过充分发挥能动作用，积极创造条件，推动矛盾转化，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三）坚持独立自主，提升自身实力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建设新型国家关系，还是发展中美关系，前提只能是各国独立自主，路径也必然是独立自主。习近平强调：“我们必须牢记一个历史铁律：决定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归根到底是大国力量对比，最终靠的还是实力。”今天，我们要客观认识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中国仍在经济、科技、文化领域，尤其在涉及“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上落后于美国。当前，中国如果不保持头脑清醒，被美国的节奏带着走，只会导致“天下大乱”，这对中国自身发展也不利。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要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因而我们必须在政治上保持战略定力。对于中国来说，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压倒性任务。中国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埋头苦干搞好自己的发展，不断提升自身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习近平从战略高度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抢抓机遇、占领先机、赢得优势，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主动权。

（四）主动回应荒谬论调，积极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在当前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些美国政客出于偏见或私利，抛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等荒谬论调，处心积虑地曲解、诋毁中国。这些论调的扩散成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面对这些荒谬论调，我们必须适时反驳。毛泽东“五评白皮书”为我们当下反驳美国政客的错误观点提供了借鉴。在当前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期，任何抹黑中国形象的理论障碍都必须及时清除。毛泽东在针对《白皮书》相关声明的回复中提及政党建立理论主动回应的问题，这启示我们，主动及时斗争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传播中国声音，这样才能在理论上取得主动。在建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时，必须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改变近代以来话语体系方面的窘境，真正走上全方位的自立自强之路。当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在与世界交往过程中既要贡献自己的词汇，又要将中国道路吸收为世界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唯此，我国才能真正破解文化建构的守势，建成文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