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文化安全思想的建构逻辑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华文明因此“蒙尘”。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定弘扬者，毛泽东对此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进程中逐步建构起毛泽东文化安全思想。

（一）历史逻辑：近代中国在民族危难中遭受到严重的文化危机

近代以来，“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在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近代中国随之进入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逐步暴露，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并存。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一度走向衰落，陷入“文明蒙尘”的历史困境。

非正义战争裹挟着文化殖民而来。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因此，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一系列危机，从根本上讲“是一个文化的危机”。西方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传播和普及民主与科学精神时，晚清时期的旧中国还在“纲常名教”的传统儒家思想下维系专制统治。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在探求救亡图存的实践中深刻感受到文化上的危机。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都由曲线前进，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只看历史上各时期之治乱兴衰，便可见其文化进退升沉之大概”。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并渐趋于一种弱势地位，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竞争越趋激烈，中国士大夫的文化危机意识越来越明显。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文化力量的极端重要性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反过来讲，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又是物质生活的深刻反映。一定的文化是统治阶级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力量决定的。“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各自的报刊中表现自己的精神”,“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党的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马克思对文化重要性的强调，再次证明了文化对统治阶级、对政党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列宁也明确揭示了文化力量对革命行动的重要影响。列宁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强调“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俄国工人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这一论断深刻体现了先进的文化力量尤其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对推翻旧制度和旧政权的革命目标具有深远影响。文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影响，从帝国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变迁需要文化的支撑作用。为实现这一目标任务，“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在当时的俄国，“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鉴于此，列宁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

文化对经济、政治、革命等领域持续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文化成为不同社会力量竞争的着力点，成为当代世界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要素之一。文化对政党的发展壮大、国家的繁荣强盛、民族的永续发展都至关重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仅从领土侵略入手进行殖民扩张，还从精神世界的角度进行殖民和奴役、精神侵略与文化操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直接指明了资产阶级进行文化殖民和精神奴役的逻辑。他指出，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这种理论实质就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文化安全的理论逻辑所在，因此筑牢文化安全意义重大。

（三）现实逻辑：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侵蚀与渗透

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和“文化殖民”对中国文化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早在1910年，美国前总统塔夫脱就在“基督教青年会向全世界扩展的计划会议”上提出：“没有人会想到，我们到中国去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是抱着任何侵略领土或干涉国家内政的野心的。”“美国教士在中国直接办理的基督教西差会有五十八个……此外还有各种教会的联合组织和青年团体、出版团体和救济团体等等”。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认为“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即使在全国解放之初，“美帝国主义却仍然不断地企图利用这些机关和团体暗中进行其反动的宣传和活动”。对此，毛泽东指出，西方列强从不放松以文化侵略政策来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这些行径都是文化侵略政策的具体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极力鼓吹“和平演变”,对此毛泽东有十分清醒的认识。195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应该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而“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对此种谬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指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显然，毛泽东所强调的是非战争手段的侵略，这种侵略比战争更可怕。1964年1月12日，他在《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的谈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这也是毛泽东强调的军事是帝国主义侵略逻辑在文化领域的体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高度重视文化安全的现实逻辑所在。

/二、毛泽东文化安全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科学思想的指引下，在应对现实的挑战中，逐步构建起毛泽东文化安全思想。这一思想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权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文化安全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曾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领导权是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文化安全的根本保证。

党不仅领导经济、政治，还领导思想文化建设，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毛泽东早就发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文学艺术的政治性也在于为政治经济服务。“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党的文化事业必须服从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明确的政治前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文化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还要依靠“文化的军队”。这支文化的军队在组织上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要从政治上推翻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役，还要实现经济基础的改造和重建，更为重要的是实现文化的转型与发展，塑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毛泽东更加注重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权。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未来一二十年国家建设的宏伟目标，即“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由“文化上的落后”向“高度现代文化”的转变，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文化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建设“高度现代文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双百”方针。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有一定前提和标准的。比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辨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其中第五条就是“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1959年4月18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文化教育事业的各个部门和单位确立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使文化教育的高涨获得了政治的保证，再次强化了党领导文化工作的重要性。

（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文化工作的指导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是维护文化安全的根本思想保障。维护文化安全的底线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把唯物史观作为共产党人的哲学基础，在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语言”,这种思想文化的觉醒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原因之一。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中国“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

新中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改造同样是筑牢文化安全思想防线的重要内容。“在共产党胜局已定之时，美国发表白皮书宣称要扶植中国的第三种政治力量——民主个人主义者（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毛泽东洞悉了美国利用文化手段扶植“第五纵队”的真实目的，于是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帮助他们克服帝国主义的、封建的、买办的思想影响，实现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初步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提倡大家学他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周恩来也就教育方针作出指示，提出“我们的方针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科学的革命的世界观来武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扫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要使教育为劳动人民服务，要使文化为劳动人民所掌握，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事业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必须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改造，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实践中也必须进一步筑牢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这是塑造文化队伍的关键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队伍的关键所在。

（三）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在分析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时期和文化性质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强调这“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近代以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文化危机之下追求的文化建设方向与目标。

从文化安全的民族性视角来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该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特质。在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面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具有民族性，也就是说新文化应该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从政治和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革命的目标必须从现实出发，即“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所以在分析政治和经济的基础上确立中国文化革命的目标是必要的。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毛泽东关于确保中华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从文化民族性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从文化安全的科学性角度来讲，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应该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是由阶级矛盾所决定的，中华民族的旧文化即封建文化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而且还包含着很多封建时代的糟粕文化，这与新政治、新经济不相符合，因此必须推翻封建统治、革除迷信思想。“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古代文化既不能颂古非今，也不能厚今薄古，必须坚持在继承传统中实现古代文化的现代转型，有效地捍卫中华文化安全。

从文化安全的人民性角度分析，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大众性应该是“代表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反对统治阶级的封建迷信思想，致力于服务人民的新文化，大众的新文化“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并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属于绝大多数人、人民大众的文化。捍卫文化安全的根本在于将文化深深扎根于人民大众、服务于广大人民。

（四）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

近代以来，在化解文化危机的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不乏“文化复古论”“全盘西化论”等主张，这些文化主张都未能挽救当时出现的文化危机。直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才为处理古今中外文化、解决文化危机以及中华文化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有力捍卫了中华文化安全，实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发展传统文化方面，关涉文化安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坚守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毛泽东明确提出坚持“古为今用”的基本原则，鼓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这里的“继承传统”主要是指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和发展的，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毛泽东在研究和分析封建文化时提出“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在清理古代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可见，毛泽东在坚守传统文化安全方面的基本原则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利用、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在对待外国文化方面，有关文化安全的主要议题就是如何在吸收外来文化中坚守中国文化安全底线。毛泽东提出坚持“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批判吸收。他强调：“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可见，毛泽东对待其他民族的优良传统始终持开明态度，中华民族对外国优秀的、先进的文化始终坚持学习借鉴的原则，但是绝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也不能盲目地一味排斥，“我们不反对把外来形式引进中国，可以有此一格，丰富我们的艺术形式，但主要部分应当是我国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通过大众化才能为群众接受”。“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在向外国学习的过程中“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总而言之，毛泽东对待西方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原则就是辩证分析、批判吸收和洋为中用。

/三、毛泽东文化安全思想的当代启示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文化安全”这一命题，但是他关于文化的系列重要论述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安全思想。毛泽东关于文化安全的重要论述对新时代党的文化安全工作具有重大现实启示。

（一）强化政治保证，坚定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

新时代强化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巩固文化安全的根本政治保证。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至关重要，全党必须深刻认识到“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将“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明确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关键在于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党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安全工作，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会议、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维护文化安全就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重点在于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新的文化使命就是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党的领导事关文化的繁荣发展，只有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才能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要求；党的领导事关文化强国建设的前途与方向，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直接关系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方向和根本性质，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文化强国建设才能方向明确、活力无限，才能凝聚磅礴力量，才能把各项战略部署落到实处，谱写当代华章。

（二）夯实制度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巩固文化安全的重要思想保障。“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可以说，这是党在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

一是意识形态工作事关文化安全和政权安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确保我国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所以，新时代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工作的指导地位，夯实文化安全的重要思想防线。

二是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要求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新时代新征程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毛泽东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定弘扬者，不仅高度重视文化的传承，而且特别注重创新。他强调：“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这其中蕴含的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文化观对新时代继续巩固文化安全、坚定文化自信具有重要启示。

坚定文化自信是新时代巩固文化安全的重要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因此，我们要运用新的媒介形式广泛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深入践行和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

坚定文化自信还要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积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二是反对文化虚无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说，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指引。中国共产党人绝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他们“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总而言之，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赋予时代内涵，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