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李自成起义的失败告诫全党及党的领导干部牢记“两个务必”

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经过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于1644年正月攻占西安，改名西京，建立大顺政权，同年三月攻占明朝都城北京。但仅相隔42天，他便被多尔衮、吴三桂打败，次年9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境内被地主武装杀害，起义最后归于失败。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为什么这样快就被颠覆了呢？郭沫若在1944年3月撰著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分析了其原因：一是占领北京后既没有调遣军队剿灭明朝的残余军队，更没有派重兵镇守山海关，以应对关外的清军；二是刘宗敏等大小将领们大肆搜刮、勒索明朝官员、富商的钱财，烧杀抢掠，纵欲声色犬马，弄得人心惶惶，社会动荡；三是最高行政长官宰相牛金星不是将精力放在建立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而是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准备李自成的第二次“登基”当皇帝。当已降清的吴三桂率部杀进山海关时，李自成率部仓促应战，结果大败而归。以上表明，李自成的起义军推翻明王朝、占领北京后，骄傲轻敌，生活腐化，失去民心。

毛泽东高度重视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他在为党的高级干部所做的专题报告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同年致函郭沫若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矛盾，实在值得注意。”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表明毛泽东对李自成起义失败教训的高度重视。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已不可逆转。面对前所未有的胜利，毛泽东心中除了喜悦外，更多的是担忧党内同志产生更大的骄傲情绪而招致更大的失败。为防止这种骄傲情绪的出现，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同志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路程更长”既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长期性与曲折性的清晰认知，同时也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保持高度谨慎且不能操之过急的心理预期。“工作更伟大”表明党员干部要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保持热情与期待。“工作更艰苦”要求全党同志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走入人民群众之中，向实践不断探索，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务必”即“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中，不骄、不躁是对谦虚、谨慎的再次肯定，毛泽东指出全党同志在面对革命胜利的同时，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第二个“务必”即艰苦奋斗是党内在的重要精神品质，党以其作为走向最终胜利的作风保证。党员干部要始终坚守艰苦奋斗的品质与作风，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的叮咛既是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反思，也是对党史上胜利后骄傲导致吃亏教训的警惕，可谓未雨绸缪。

毛泽东于1949年3月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启程，最终进驻北平。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应当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周恩来则信心十足地说，中共中央机关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都应当能考试及格，不会被退回来。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正因为毛泽东以“两个务必”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加强干部自身的作风建设，才使得进京“赶考”考出了优异成绩，避免了重演李自成的悲剧。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并不是简单地从思想维度对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统一，而是强化中国共产党人的危机意识与自觉意识，并将这种意识自觉深化到自身行动之中，以此推动中国共产党顺利实现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倡导崇尚实干的伟大精神，这也表现出对“两个务必”思想的深度关切。在改革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三个务必”的响亮号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只有始终牢固树立危机意识，稳步推进实践工作开展，才能从根本上不断提升综合国力，进而解决“时代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为稳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党必须牢记“两个务必”重要精神，并始终坚持伟大斗争，为此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

/二、从袁绍多端寡要、谋而不断导致失败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多谋善断、抓关键工作

袁绍是东汉末年的军阀和群雄之一，曾任征讨董卓联军首领，早年与曹操交好，多次帮助曹操。随着众多割据军阀的覆亡，袁绍与曹操为争夺势力范围变成势不两立的对手，但袁绍由于兵力远超曹操而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公元200年，双方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北）展开战略决战。但袁绍志大才疏，兵多而指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刚愎自用，不接受谋士提出的持久缓进以消耗曹军的战略，反而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而曹操则采取集中兵力，扼守要隘，重点设防，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战略。决战过程中，曹操听从谋士的建议，率精兵夜袭袁军的屯粮之地乌巢，焚毁了袁军的全部粮草。袁军粮草被焚毁后军心动摇，曹操抓住机会大破袁军，成就了中国军事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

袁绍在官渡之战中的惨败，引起毛泽东的深思。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郑州工作会议上指出：“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所谓的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还不能做出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指出，见事迟、得计迟、决策慢是蒋介石失败的原因之一。即使政治等多方形势日渐显现，但他却看不到；等一旦看见了，却又不好得计，遂最终不能作出合理的决策。正如辽沈战役中，蒋介石在措置卫立煌部队时，总是表现出犹豫不决，直到最后才被迫由热河迁移到北京。如果在我们还没攻打锦州时，他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部合兵一处，我们也不太好办。毛泽东在讲完了官渡之战袁绍失败的原因和蒋介石集团失败的原因后，要求地方上的各级党委书记，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要做到多谋，但不能寡断，要做到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要抓住不同时期的要点和关键，这是个方法问题，必须解决。毛泽东在这里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党的各级领导做工作要多谋善断，要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轻重缓急，面面俱到，结果却一事无成。二是见事早、得计早、抢得先机。这就是说，在矛盾、问题刚出现时，就能意识到，并作出合理的分析和准确的决策，随即付诸实践，以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真正做到了多谋善断和抢占先机。这里不妨以建立东北根据地来说明。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示的起草距日本投降只有三个多月时间，国共双方尚在履行“双十协定”、国内还处于和平时期。但毛泽东认清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的表面上和谈、暗地里准备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险恶用心。针对国民党集团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也在思考应对之策。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特别是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便是对策之一。我们党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占有天时地利：一是苏联红军进入我国东北对日作战，会关照我们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二是我们党在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对日作战时，即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与东北抗日联军会合，建立了各级地方民主政权，群众基础好；三是东北工农业基础好，物产丰富。事实证明，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建立后，人民军队不断壮大，三年后在辽沈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军队50多万，解放了全东北，还有力地支持了华北、华中、华南的人民解放战争。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多年来始终重视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整体性。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一方面要在整体工程中稳步推进，另一方面还要在重点中各个击破。百年党建始终坚持以整体推进、重点突破作为重要方法，这也是百年管党治党的重要经验。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称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对党的干部自身建设亦是如此，要在整体性思维中不断稳步推进。毛泽东曾要求“十个指头都动作”，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亦是如此，需要不断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不同部分的关联性研判，在此基础上注重其系统、整体与协同，从而凝聚党员干部队伍的强大合力。此外，在推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深入研究与思考关键问题，只有“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而言，只有抓住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实现整体推进。

/三、从贾谊的政论文揭示的吏治弊端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以民为本

贾谊是西汉初年政论家，著有《治安策》《过秦论》等政论文章。《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是贾谊于二十三、四岁时写给汉文帝关于怎样根治西汉王朝存在的种种弊端以达到长治久安的奏疏。从汉高祖到汉文帝，西汉王朝经过40年的建设，经济上不但得到恢复，而且有较大发展；国家治理走上正轨，社会比较稳定，呈现太平盛世景象。但表面上的政治稳定潜伏着许多不安定因素。贾谊在文中予以详尽指出，这里只择其要。一是诸侯割据，不时叛乱，危及中央政权。二是匈奴侵扰，边界不宁。三是世风日趋侈靡，贫富悬殊。表现为百人劳作获得的财富不够一人享受，劳作的人少享受的人多，百姓贫困，潜伏着不稳定因素。在贾谊看来，秦朝“遗礼义、弃仁恩”，世风败坏，加速了其覆亡。但汉朝取得政权后，秦朝奢靡风气还没有得到根治，如果长此以往，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对此，他忧心忡忡，提出“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的观点，要求官员清廉和以农业为本，以求得长治久安。

毛泽东读史的根本目的是“古为今用”，也就是从史册中吸取智慧，得到启示，以解决现实问题。这就决定了读史不是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而要联系实际地读，为现实服务。新中国成立后，为跳出“兴勃亡忽”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多次要求高级干部多读几遍西汉初年贾谊的《治安策》。毛泽东于1958年4月在致信秘书田家英的一文中专门提及《治安策》。毛泽东在信中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陈伯达、胡乔木是党的高级干部，毛泽东让他们读《治安策》，目的是让他们起带头作用。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提到贾谊的《治安策》，要求党员干部多读读这篇文章。毛泽东之所以要求高级干部多读几遍《治安策》，就是让他们戒掉奢靡之风，去掉贪图享受心理，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样艰苦奋斗精神，多为人民谋利益，少与民争利，以赢得民心，求得新中国的长治久安。

毛泽东不但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要教育、管理好自己的子女，以便革命事业后继有人。1967年4月，毛泽东在读了《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一文后便提出这方面的看法。《触詟说赵太后》叙述了战国时期赵国当政者赵太后请求齐国帮助赵国抵抗秦国进犯一事。齐国虽然答应出兵帮助赵国反击秦国的进犯，但条件是让赵太后最小的爱子长安君去齐国做人质。赵太后割舍不了，无论群臣怎么劝说都不管用。作为执政者的左师触詟前去做工作，先从自己的爱子说起，接着谈及太后将女儿远嫁燕国为皇后，就是为子女的长远考虑。最后才指出太后假如真的深爱长安君，就不能只封给肥沃的领地，赠送值钱的珍宝，而不要求他为国立功；否则太后百年后，长安君的地位就难以保证。最后，赵太后同意送长安君去齐国做人质。齐国果真出兵相救，赵国之危化解。毛泽东认为这种“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我们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而不是代表剥削阶级，一旦我们对自己的子女不进行严格要求，他们也会变质，我们的事业就会毁在他们手里。在这里，毛泽东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告诫他们不能享受无功之尊、无劳之俸，而应当让他们经受革命的洗礼，修身立德，确保不变质，能够做合格的接班人，使社会主义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群众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英雄，所谓脱离人民群众的启蒙主义是片面的，难以真正实现改造社会的目标。作为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都是平等的，而正是因为这种平等性的存在，才得以充分调动每一个个体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人民群众内部只有分工上的不同，没有地位上的不同。党员干部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必须要深入群众。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对党员干部而言，要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只有始终尊重人民群众，才能永葆党的群众路线的强大生命力，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虚心向群众学习，以对人民群众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来真诚为人民利益服务，并将其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此外，要始终秉承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自觉投身到解决人民群众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斗争之中，将个人理想融入为人民谋幸福的伟业中，永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四、从周瑜、王勃等人年轻时就建功立业要求党的领导干部提倡重用青年人

周瑜，东汉末年军事家、谋略家。公元208年，曹操率20万大军南下，试图夺取孙权、刘备控制的长江以南的地盘。面对曹魏的进犯，孙刘结成联盟，共同抵抗曹操。孙权力排众议，任命33岁的周瑜为大都督，率领东吴军队与刘备的蜀汉军队在长江南岸的赤壁一带击败曹操的军队。

毛泽东在20世纪50-60年代多次以周瑜等青年人有才干而提出要提拔青年干部。1953年6月30日，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要选青年干部当中央委员。他给出的理由为：三国时代，孙权任命“青年团员”周瑜作为东吴军队的统帅，结果取得大胜。据此，他提出，要充分相信青年人，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经验丰富，这比青年人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人敏捷。因此，要说服那些不赞成提拔青年人当干部的同志。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中更对青年人的才干大加赞赏。他说，作为28岁的青年人，王勃撰写了近二十卷诗文作品，这可以与王弼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贾谊的历史学与政治学相媲美，这些人虽是青年才俊，但可惜都死得太早了。“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说敢想敢干。”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青年人，主张大力提拔他们呢？这是因为：“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57年11月7日，毛泽东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这段讲话作了理论上的概括。老年人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必须大力提拔青年干部，让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做合格的接班人，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毛泽东不但在理论上这样说，而且在实践上这样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提拔过不少比周瑜当都督时年轻得多的人。这些青年人经过锻炼，在各自的岗位都取得了突出成就。毛泽东始终强调，党和国家是以广大青年作为实现永续发展的关键力量，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做好青年工作的最终目标。对党员干部而言，要重视青年人才工作，充分发挥青年人才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多元变化，结合青年特点的时代转型，在尊重青年群体自身特点的基础上，要把广大青年人牢固凝聚在党的周围，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主线，紧密结合党的中心任务与工作主阵地，将新时代青年工作与中心任务紧密融合，充分发挥广大青年主力军的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五、从吕蒙的蝶变要求党的领导干部通过自学提高才能

1958年9月，毛泽东读《三国志》之《吕蒙传》时，对吕蒙由一介武夫凭借自学蝶变为国士，要求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军队的领导干部要以吕蒙为榜样，多读书，自学成才。吕蒙虽然作战勇猛且有胆略，但由于没有文化，当了官佐后向上级禀报军情时只能心识口述。孙权劝他多读书，以增长知识和才干；但吕蒙以军务繁忙为由予以婉拒。孙权便以自己为例指出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挤出时间去读书。吕蒙听从了孙权的劝告，发奋读书，不断长进。后来，吕蒙当了东吴的军队统帅，打了不少胜仗，最著名的胜仗是用计使关羽败走麦城，夺回了荆州。读完这些史料，毛泽东作了如下批注：“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毛泽东之所以要求军队的高级干部多读书，提高文化水平，是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参加革命前没读过书，几乎没有文化。在他看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考虑到公安干警文化水平也偏低，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强调：“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从读《三国志》的《吕蒙传》，要求军队的高级干部、公安干警多读书，以提高文化水平，增长才干，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说明毛泽东读史的重要目的是促进党的干部自身建设。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在职干部教育的重要性。1939年5月20日，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阐明了在职干部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毛泽东看来，党的领导干部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懂得历史和现实，才能增长知识和才干，才能带领千千万万的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只有通过学习，党的领导干部克服自身的缺陷，才能有效地化解工作的矛盾，顺利地推进工作。毛泽东还指出，在职干部参加学习运动是可能的。针对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以“忙得很”没有时间参加学习和“看不懂”两个问题为由不愿参加在职学习运动，毛泽东不但要求以“挤”和“钻”两种办法解决，而且指出了怎样“挤”和“钻”。毛泽东所提倡的干部在职学习，不仅指学习理论以提高文化素质，还包括生产能力、管理经验的学习。面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全面执政党的新形势，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告诫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这就是说，党的领导干部只有通过学习生产经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才能赢得经济建设的成就，才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中国革命最终成功与否的关键原因之一便是党员干部的学风是否端正问题，而这直接关系到党的思想建设的成败。从实际而言，党员干部的学风问题其实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党员干部对理论学习所抱有的态度与目的问题，将会直接关系到党的思想方法问题。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这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本质要求。新形势下，这同样也是党应对新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对党员干部而言，其一，必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基点；其二，要准确把握学习的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避免形式主义；其三，党员干部要不断提升自身政治素养与专业化水平，并将其切实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最后，党员干部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与爱好，作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

/六、从明宣宗的诏令被截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必须令行禁止

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推行比较宽松的政策，以缓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求得社会安定，巩固皇朝统治。这种相对宽松治国方式的实施，使明朝社会安宁，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史称“仁宣之治”。但这种宽松政策导致出现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纪纲不振”的治理难题。明宣宗宣德七年，诏令官田减赋税三成，以减轻百姓负担，但户部官员截断诏令不落实，使朝庭恩泽没有惠及百姓。明宣宗知道此事后，对礼部官员重申：“朕以官田赋税重，十减其三。乃闻异时蠲租诏下，户部皆不行，甚者戒约有司，不得以诏书为辞。是废格诏令，使泽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勿有所遏。”要求礼部官员此后必须有令必行，不得违背。

毛泽东在读《明史·宣宗》时，对这一现象深有同感，写下“今犹存此弊”的批语。1959年3月，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对不少中层领导干部身上存在这种弊病提出了尖锐批评：“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口胃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这导致：“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为克服中层干部的这些错误倾向，中央要定期召开各级干部会议，采取“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毛泽东的这篇《党内通信》也突出体现了以史为鉴推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纪律严明。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张国焘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重申了党的纪律。这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为引起党员个人和下级的重视，毛泽东还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基于这种观念，毛泽东强调：“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经过毛泽东的强调和对违背党的纪律者的处理，党的纪律得到了绝大部分党员和党员干部的遵循，党内团结得到加强，党领导的抗日斗争顺利推进。

但由于各抗日根据地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独特性，因而出现了一些地方闹独立性的情形。为纠正这种错误现象，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批评了部分同志强调局部无视全局的言行，重申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党的纪律，要求党员和党的干部自觉遵守，以实现全党的统一。面对解放战争快速推进的大好形势，毛泽东意识到了党内、军队内抬头的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危害。他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一次要求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与无政府状态。毛泽东的号召以及推行的党内报告制度，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一致，大大提升了党的战斗力，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实现了全面执政，掌握了政治、经济、教育等等方面的权力，党的部分领导干部经受不了金钱、地位、美色等诱惑而违背党的纪律，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天津专区专员的张子善就是因为违背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严重贪污腐化而被判处死刑。当时，河北省委、华北局的部分领导以刘青山、张子善对革命有功而主张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毛泽东坚持对二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对替刘、张二人求情的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被处决，有效地扼制了党的领导干部的贪污腐化事件的发生，但党的领导干部违背党的纪律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这就是毛泽东读《明史·宣宗》做出上述批语的缘由。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政治建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性，要求党员干部在严守党的政治纪律与规矩的行为规范中不断融入对党性的锤炼。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新时代要不断强化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意识，党员干部要始终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持正确政治立场，严守党的纪律与政治纪律，从而保持良好政治作风，以此扎实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结语

党的干部自身建设的途径不外乎两条，一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宗旨去教育、培养、锤炼，也就是依靠积累直接经验。另一条途径就是吸取历史上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也就是利用间接经验。毛泽东以史为鉴推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诸多举措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其一，党的领导干部不但应牢记、践行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更应当牢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务必”，以过硬的作风快速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便实现“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的目的。“三个务必”继承发展了“两个务必”，“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际上是“两个务必”的浓缩和继承；而“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则是“两个务必”在新时代的拓展。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只有牢记、践行“三个务必”，才能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有所作为。

其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以民为本，切切实实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为此，必须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克服党的少数领导干部与民争利、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等违法犯罪行为，以营造廉洁的党风、政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开展反腐败斗争，“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空前成就。持续的反腐败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党、国家、军队中存在的严重隐患，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其三，党的领导干部必须令行禁止，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只有自觉做到“两个维护”，才能将中国共产党锻造成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少数领导干部无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背离“两个维护”。为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党的领导干部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决同质疑和反对党中央决策的言行作斗争。第二，要认真地履职尽责，将本职工作做好。坚持实事求是，杜绝形式主义，不搞形象、政绩工程。第三，党的领导干部的日常言行举止应得体、合乎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