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总体性维度

理论的生命力取决于其内涵的科学性和思维方式的缜密性。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和凝练，特定理论形态的形成既受思想家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其独特思维方式的外在反映，又是其独特思维方式不断与实践相结合，实现其价值准则、产生巨大现实作用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执定，一方面源于实践主体无法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而进行现实活动，对客观事物及其内在规律性的了解和掌握是社会实践得以展开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只有在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解释和建构现实世界。二者的有机结合，既是主观意愿与客观条件的辩证统一，也是实践原则与价值尺度的有机融合。

作为毛泽东思维方式的总体性原则，他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曾对实事求是作过经典阐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实事求是所坚持和倡导的，一是利用唯物辩证法所确立的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深入客观现实，调查研究，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科学抽象与辩证综合，找出事物内部联系及其规律，以更好地指导实践。“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二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可以通过自身内在的尺度去把握和接受对象，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能动地改造对象，实现自己的目的。在毛泽东看来，人的活动固然要遵循客观规律，但人绝不是客观世界的玩偶，而应该发挥“主观指导力”和“自觉能动性”，从实践活动中去解释和建构人所活动的现实世界，即“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事实尺度与实践标准的内在统一，构成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核心，使其具有超越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唯物机械论的革命批判性。

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便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革命批判性。一方面，在他看来，中国的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从而使其思想和行动出处从“书本”出发，理论和实际分离，认识与实践脱节。他们“自己造成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教条主义者颠倒了认识的正常秩序，“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另一方面，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也体现了历史认识上的价值问题。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延续了传统中国“唯圣唯经”的思维方式。他们对“先哲”和经典的迷信，反映其无视中国民众及其实践的伟大历史作用，仍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就是实事求是思维方式所要求的历史实践性与人民主体性的辩证统一——既以实践作为实现人民利益的根本途径，又以人民利益作为调整实践方式的要求。

由此可见，实事求是思维方式包含着认识的客观实证性和实践的价值主体性。这与马克思主义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个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实在在的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是设计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思维，在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机械论的同时，结合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逐步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这是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生动体现和理论创见。

/二、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务实性维度

回望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综合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基本指向，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便跃然而出，这就是科学务实性，或者可以称之为“唯实性”：既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根据，把客观现实作为行动的基础，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认识、把握事物；又强调以客观实在的社会实践效果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检验真理、推进实践的尺度和标准。因此，唯实是毛泽东实事求是理论思维的立足点，是其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思维方式的“务实性”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方面，其思维活动具有强烈的求实精神。是否依据“事实”，能否被“证实”，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早在1920年，他就从改造中国出发，特别注重对中国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更是多次强调“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领导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带领中国人民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路，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及时把握国内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对基本国情作出了较为准确的分析。他提出“一穷二白”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列强“实际上统治了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得很贫穷，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白就是文盲多”，“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1962年１月，他又用“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凝练地概括了基本国情：“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正是基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步判断，毛泽东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另一方面，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一般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式的科学实证，而是深入社会实践领域，其实事求是思维方式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实践相结合，表现出丰富、生动的价值旨趣。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固然是社会实践的基础，但如果思维活动止步于此，而不对现实资料进行理性分析与综合，同样不是实事求是。可以说，他的全部理论思维活动，都是立足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与建设问题的，是为中国的革命与建设服务的。毛泽东多次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建设，要“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毛泽东曾经生动地将之总结为“靠经验吃饭”的过程。1965年７月，在接见刚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时，他主动提及“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是毛泽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生动体现，也是他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的理性把握。“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毛泽东将这种勇于实践，在实践中求发展的务实思维进一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鉴于苏联体制的弊端已严重暴露，毛泽东果断提出“走自己的路”，强调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正是实事求是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历史实践性，才使得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变革呈现出客观实证与价值实践相互交织的生动图景。

毛泽东思维方式的“务求性”，既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上，又强调在社会实践中的“求是”。“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实事求是思维方式既是客观实证与历史实践相统一的关键链条，也是科学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确立，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同轨合辙，创造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为中国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提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

/三、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价值性维度

在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中，务实性与价值性是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的、有机的、动态的统一。一方面，思维方式的务实性是科学判断和实际决策赖以确立的基础和根源，它保证了毛泽东思维方式的科学合理性；另一方面，务实的目的最终也必然指向一种价值型实践，指向现实主体创造性潜能的全面发挥。价值性作为其思维方式的另一重要特征，内在地表明毛泽东始终是站在本民族的基本立场之上，以民族为本位，以人民群众为主体，来展开他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活动的，并尤为注重实践活动给现实主体的生存和发展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和实际效果。这是毛泽东全部思维和实践活动的最高目标。

实事求是思维方式内在的价值旨趣有其特定的规定性，即在现实社会关系和实践活动中，思维活动的展开以现实主体为轴心，将主体纳入思维统摄范围之内，使之成为思维对象的核心；或者把思维对象纳入主体之中，使之成为主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建立起以主体为中心的主客一体化结构，并在其中明确主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是否正当，实现主体价值的心理过程和思考活动。毛泽东价值思维中的“主体”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它就是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民大众。“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定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在毛泽东眼中，人民群众的利益，从来不是抽象的、空泛的，而是实际的、具体的。“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为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人要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是毛泽东思维方式价值性维度的具体体现。

在整体上，毛泽东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主线，去领导和推进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是造成中国社会长期落后、生产力得不到长足发展的根本原因。推翻这“三座大山”，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旧民主主义革命，以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环节和关键链条。“生产力本身的要求，则是用革命方法解除这种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推翻这种旧有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使全国一切积极的生产力获得向上发展的可能，替未来更进步的更能自由地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阶段，毛泽东更是多次强调要抓住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这一最现实、最直接、最简单的问题，将生产力的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相统一，去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去改造中国、去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其目的最终落脚于让人民群众脱离黑暗腐朽的旧社会，过上更加富足美好的新生活。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必然要求，也是毛泽东思维方式中价值性的具体呈现。

既然毛泽东的价值性特征内化并贯穿于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也就决定了它必然与求实、务实的实践思维相一致，否则，便会导致价值实践活动的空心化、空泛化。毛泽东晚年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误区，并不是因为他放弃了以人民大众作为价值主体，或者思想感情脱离了人民，相反，毛泽东一直坚持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即便是当他意识到“文革”已经脱离了党内外许多群众的时候，他仍然相信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他、支持他的，坚信自己是与人民息息相通的。但毛泽东对于国内外局势的判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脱离了具体实际，尤其是没有看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导致“‘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的悲剧性结果。“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党就能够形成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离开了实事求是，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曲折明确地说明，务实性和价值性构成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两个基本点，偏执一端，只能造成实践的混乱。这也是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惨痛教训。它同样也说明，今日对毛泽东价值思维的理解与认识，势必要回到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回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客观实践中，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思想的主脉。

/四、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实践性维度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实践性维度，指的是一种有关实践或行为的明智考虑的理性力，表现为在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对具体性和特殊性的关注，表现为驾驭和处理实践中相互矛盾因素的能力。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习近平的讲话明确地标示出毛泽东的实践智慧正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的中介环节和关键链条。

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需要高超的实践智慧才能取得胜利。忽视科学理论的指导而执着于盲目的实践，是胡适等人所谓“点滴改造”的思维特征；忽视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性而执着于“普遍性”的理论，是教条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毛泽东的实践智慧在于以“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有的放矢”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问题———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建设的“的”。一方面，他辩证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将其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强调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应用到中国现代化的实际之中，而非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词条进行削足适履式的生搬硬套。“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同时，对于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成果及其思维方式，毛泽东并非不分轩轾的一概予以否定，而是强调对其进行批判性地继承。“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思潮的迭起与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其思维方式或固守传统而故步自封，或假手于“西方”而“水土不服”，均带有明显的缺陷。在缺乏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指引和深度参与下，“全盘西化”与“教条主义”只能产生囫囵吞枣的负面效应，“中体西用”与“汇通中西”必然沦为无所依据的盲目嫁接。“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融合，把唯物辩证法和中国朴素的唯物论、“知行合一”等传统思维有机结合，不但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思想路线，更推进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中国化和中国思维方式的现代化。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将这种实践智慧升华为普遍性的哲学理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实践是广泛存在的，而将实践智慧上升为科学理论，往往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19世纪以来的中国处在空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古今中西交汇于华夏大地上，共同作用于由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变革之中，也使得中国的现代化积累了大量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但各派政治人物和思想精英往往陷于闭目塞听式的自我欣赏，对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仍然妄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去解释中国变革，用苏俄革命的“成功模式”去指导现实革命，以致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更无法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生存和历史进步的根本观点，以中国现代化的具体实际和历史实践为基础，逐渐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等一系列植根于中国具体实际的实践智慧，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但他并不满足停留于具体实践智慧的层面，而继续对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实践智慧加以提升，使之上升为科学理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中国语言，结合中国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中国式表达和富有时代气息的生动概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第一个中国形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更自觉、更成熟的阶段。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毛泽东以实践智慧为中介，不断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和升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因此，对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具体性及实践智慧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与总结，用哲学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根本上超越了纯粹的理论哲学或书斋哲学。

“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毛泽东生活在中国社会空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参与并领导了史无前例地改变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在此之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既是20世纪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理性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实事求是思维方式在中国生成发展，并产生重大历史作用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就是理解、运用实事求是思维方式，逐渐形成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实践智慧的典型。事实上，古今中外，任何一种科学的理论只要符合变革着的实际，融“时代需要”“实践呼声”和“现实关切”为一体，就必然在现实生活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毛泽东思维方式给予今人最为重要的启示，同时也是今天探寻和继承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