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0年夏天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是毛泽东精神主动思想渐趋成熟时期。从思想史视角看，这一时期的思想演进大体包括如下三个小阶段：从1920年夏到大革命失败，是毛泽东以积极革命行动践行精神主动思想阶段；从大革命失败到全面抗战爆发，是毛泽东在批评党内消极雇佣思想基础上，结合革命实际初步阐发精神主动思想阶段；从全面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是毛泽东精神主动思想完成其系统化理论化建构，并在实践中渐趋成熟的阶段。
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实践。1920年下半年，他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多篇文章，提出“湘人自治”等主张，反对“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张扬国民的主人公精神。此外，他还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参与建党，出席中共一大，组织和领导工农运动等。1924年1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一大，并以中共党员身份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又积极投身大革命洪流。这一阶段，毛泽东关于精神主动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其积极投身革命的实际行动上。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连续受挫，一方面使中共党内出现了一种急于同国民党拼命的“左”倾冒险主义急性病；另一方面，源自第二国际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取消主义思潮传入国内，这种错误思潮对革命前途作出过于悲观的估计。此种情况下，1929年4月，在起草中共红四军前委给党中央的信中，毛泽东批评党内“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存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的问题，强调“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同年12月，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批评了红军党内存在的个人主义倾向。这种不良倾向体现在精神状态上，就是“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出现“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和“消极怠工”等情况，强调要从加强教育、执纪得当和改善红军物质生活等方面予以纠正。这里，毛泽东用“积极精神”这一概念，来阐述中国革命主体的应有精神状态，为阐明“精神主动”的具体内涵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1930年前后，针对党内和红军内一些人对革命前途表现出消极悲观情绪、发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惑，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经典名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不仅分析了中国革命兴起的客观必然性，而且也反复强调了中国革命取胜的主观精神条件。1930年初，他连续用“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见脆杆尖头的航船”、“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光芒四射的朝日”和“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的婴儿”这三个比喻，以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句中国老话，来描述中国革命主体应有的精神状态，表达了一种革命的乐观精神和必胜信念。
红军到达陕北后，为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毛泽东于1936年底撰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经典著作强调，战争的指挥者不仅要研究、学习和掌握战争客观规律，处理好主、客观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应具备积极、主动、勇敢和“压倒一切的勇气”等精神状态，目的是赢得战争主动权。即便是防御战，也应该“积极防御”,使其“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这些论述表明，此时毛泽东关于精神主动的思想，开始以主体掌握实践的主动权为明确目标指向，标志着这一思想有了质的跃升。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促使毛泽东从思想内涵、实践指向和实现路径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其精神主动思想。
关于精神主动的内涵和具体体现。此时毛泽东分别从党内、军队和人民群众等层面，详细阐发了精神主动的内涵和具体体现。在党内，他从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出发，将党内干部按精神状态分为“积极热心而又正确的，平常的，落后的”三种人，亦称之为积极分子、平常分子和落后分子。所谓精神主动，则主要指积极分子身上所展现的积极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的焕发，“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来实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他号召“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并明确指出：“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
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又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来阐述党内精神主动的具体体现，认为“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体现在军队中，精神主动就是“要积极，就是要有政治热情和政治积极性”,“要有朝气，就是要有蓬蓬勃勃向上发展之气”,这是革命军人应有的精神状态。体现在人民群众中，精神主动在抗战时期，就是要“振奋抗战到底的精神”,“提倡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精神”,与之相对的是“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等”;到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的精神主动则主要表现为积极参军参战、热烈拥护党的领导等方面。
关于精神主动的实践指向。抗战时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深入研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先后阅读批注苏联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著的《哲学与生活》等，认识到主体意志力的发挥程度，与实践中预期目标的实现存在紧密关系。1937年9月，他在读书摘录中赫然写着：“黑暗的变动和光明的取得，是和努力与否成比例的，努力则然，不努力则否”。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他以抗日战争为例，完整地阐释了实践中主体精神主动的缘由。抗战主体的预期目标是打败日寇、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为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认为掌握战争主动权是关键，因为“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中国军民如何才能掌握战争的绝对主动权？在依靠客观物质条件和尊重战争规律基础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积极精神状态的作用，认为“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所以他不仅号召军队指挥员要“知己知彼”,善于“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而且强调“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使人民有昂扬的“敌忾心”和士气。1941年2月，他再次强调要掌握军事上、政治上的主动性，“我们决不能丧失主动性。这是胜利与失败的重要条件。”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以精神主动赢得实践主动权的思想得以进一步发展，他多次电令解放军指战员，不要“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以免在实践中失去主动性。纵观这一阶段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他以战争实践为例，以《实践论》和《矛盾论》等理论创造为指引，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将精神主动思想建立在实践基础上，以主体掌握实践的主动权为明确目标指向，清晰地阐明了“精神主动—实践主动权—目标实现”这一主体达至“成功实践”所需的主观条件，由此回答了为什么要精神主动的问题。
关于精神主动的实现路径。如何实现精神主动？毛泽东强调，找准主体消极被动的缘由，“对症下药”是关键。针对由“三座大山”剥削压迫、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外因导致的中国人民精神被动，需要通过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实践，来解除人民的精神枷锁。对于党内和人民群众因理论水平不高、本领不强等内因导致的精神被动，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可以梳理出如下要点：
首先要学懂弄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此举目的是培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勇气和底气，使主体在困难面前能够做到“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正是建基于马列主义能够给主体从事社会实践带来勇气和底气，具备“定心丸”之功效，所以在1949年他阐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精神状态嬗变时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其次要提高领导干部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本领。1942年底，他以延安县为例，认为领导干部要通过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等举措，“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在随后谈论领导方法时，他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善于将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与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此外，针对领导干部怕犯错等思想负担重，或面对问题惊慌失措、欠思考带来的精神被动，他提倡通过“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等举措，来振奋精神和提高本领，认为领导干部通过“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这是振奋精神、紧密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开动机器”是强调领导干部“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最终达到精神上“轻装上阵”和思想上“会思索”的目的。
再次要培养精神准备的思维方式。精神准备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加强党内思想建设时反复强调的内容。1939年，他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时指出：“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必须要有准备。”此后，他再次强调：“大革命时期是怎样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主观原因是我们没有精神准备，思想糊涂，政策错误，就失败了。”为吸取历史教训，在预防突发事件、克服重大困难挫折，以及历史转折关头等重要时刻，毛泽东都会反复告诫全党全军要加强精神准备。如抗战相持阶段，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危险，毛泽东多次发出警告：“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历史转折关头，他又多次号召全党，“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只有对这一切预先想透，有了充分精神准备，并使干部有此种准备，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在解放战争即将迎来胜利的转折关头，他提醒全党：“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纵观毛泽东有关精神准备的论述，主要强调实践中主体要提高预判能力，树立忧患意识，培养底线思维，类似于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有了这种思维方式，主体在实践中便能抢占先机、防患未然，从而促成精神主动和实践主动的良性互动和相互转化。
最后要建立发挥全党积极性、永葆精神主动的制度保障。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结论时，就特别强调要“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次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再次指出，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为此就“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保障，既可以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来振奋全党精神状态，同时又可以防止自由放任主义的出现。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通过建章立制，尤其是完善民主集中制，来发挥全党积极性、振奋主体精神面貌的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要在经济基础薄弱、物质条件匮乏的条件下推翻“三座大山”,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另一方面还要同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不断作斗争。如此艰巨革命任务的完成，需要焕发出主体积极主动的精神状态和奋发向上的昂扬斗志。也正是在完成这些革命任务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系统阐发了什么是精神主动、为什么要精神主动，以及如何实现精神主动等一系列问题，使其精神主动思想呈现出系统化理论化的成熟样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