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众的大联合》的写作动因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经历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中国，使得接受新文化运动洗礼后的青年知识分子们纷纷挺身而出，以各种方式投身于拯救国家与民族的爱国运动之中，寻找摆脱耻辱命运的道路，青年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的著名代表。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毛泽东与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以自己的认知著书立说，抒发个人的政治见解，《民众的大联合》就是青年毛泽东颇具影响的代表作。《民众的大联合》首刊于1919年7月21日出版的《湘江评论》第二期，此后又以连载方式于同月28日和8月4日连续刊发同名文章，分别加上“以小联合作基础”“中华‘民众的大联合’的形势”的副标题。这一作品的问世，有着特殊的写作动因。

（一）军阀割据混战的刺激

出生并成长于晚清向北洋军阀统治过渡的中国最黑暗年代的毛泽东，亲身见识了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的动荡与混乱，由此滋生了改变这一现状的宏大志向。1911年，从闭塞山乡来到省城求学的毛泽东看到了辛亥革命摧枯拉朽地冲塌了满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旧世界，但没能迎来百姓期盼的皇朝变成共和后的新生活。“人们在革命前所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到来，相反，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坛动荡不堪，百姓民不聊生，地处南方的湖南同样深陷苦难之中。掌控湖南的张敬尧与其他军阀如一丘之貉，不仅借机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还纵容士兵肆意抢掠，致使湖南人民怨声载道。关于当时湖南社会的黑暗和百姓的悲惨境遇，可以从“驱张运动”期间毛泽东向北洋政府递交的《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即可知晓：“纵兵殃民”“以致农不得耕，商不得市”；“金融枯塞，无以为生”；“公私破产，恢复无期”；“勒民种烟”“毁伤国体，腾笑全球”；毁坏教育，“致学生无校可入，无学可求”；“暗杀公民，身蹈刑律”；“言论自由，扫地以尽”；增加盐税，“致盐价骤涨，小民食淡。破坏盐法，目无中央”；乱加赋税，“坐收厚赃不顾民瘼”；“伪造民意，破坏团体，供一己利用”。这种状况深深地刺激了青年毛泽东，使他如梗在喉，深感“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于是，他慷慨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二）十月革命胜利的冲击

爆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崭新的姿态开辟了人类社会的新纪元。在一战接近尾声之际，作为协约国阵营的重要成员，曾是帝国主义链条里最薄弱环节的俄罗斯帝国在1917年11月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人依靠民众大联合的力量，一举“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火，由远及近，从欧洲波及至远东，“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截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历来以富有爱国主义精神著称的中华民族在沉寂多年后也发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怒吼，青年毛泽东把它称为“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绝非偶然，既有中国人经历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耻辱的彻底醒悟，更有远方十月革命胜利的感召，这场运动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热情。在这股热情的推动下，中国大地上“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在毛泽东看来，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就是中国民众前所未有的大联合的结果，古老的中国大地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展现在青年毛泽东面前的是一副“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的激动人心的画卷。鉴于此，胸怀大志的毛泽东自然萌生起创作的冲动。

二、《民众的大联合》改造中国社会方案的主要内容

《民众的大联合》系《湘江评论》从创刊到被查封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刊登的影响最大、反响最强烈的作品，文章以独特的视角、犀利的观点、激扬的文字深刻阐述了民众大联合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实现路径，内在地蕴含着改造中国的必要性、依靠力量和具体方式，初步展示了青年毛泽东对改造中国社会、拯救民族危难的探索方案。

（一）阐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必要性

前文所述，西方列强操纵下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出现了军队私有化的乱象，军队变成了各派军阀用来争权和抢地盘的工具。由于军阀缺乏国民精神和社会意识，认为其最重要的职责便是谋取私家之利，穷兵黩武。他们与地方势力联合割据称霸，战乱不断，导致百姓民不聊生。成长于这块土地上的毛泽东，对身边百姓的遭遇自然了然于胸，而且这种感受必然随着见闻的增加和阅历的增长而愈加深刻。如果说生活在象牙塔般校园里的青年对政府和社会尚寄存希望的话，那么走出校园踏入社会后，目光所及的社会乱象必然以活生生的现实赤裸裸地展现在面前，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的青年毛泽东便是如此。起初毛泽东一度把改造中国社会的希望寄托于个别“强人”身上，他在东山高小读书阅读了《世界英雄豪杰传》后，曾幻想中国能出现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式的英雄以救民出水火。1918年创建新民学会时，他又寄希望于革新思想与道德，改善人心风俗，找到中国的出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的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想借此唤醒民众，最终改造中国社会。然而，张敬尧统治下的湖南百姓的遭遇，让青年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换言之，正是列强与军阀、贵族、资本家沆瀣一气，曾经引领世界的中国，此时已然成为西方列强的玩偶，国家四分五裂，“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空荡，外债如麻”。倘若不进行彻底的改造，国家、民族便永无出头之日，百姓只能继续深陷苦难之中。

（二）阐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依靠力量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之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管理员的毛泽东受到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影响，开始把关注时政热点的视角转向俄国。他以青年人的锐利眼光审视着这一新生事物，并欣喜地发现十月革命是联合起来的群众以呼声唤醒了沙俄军营里的兵士，让他们调转枪口对准贵族和资本家的结果。因此，毛泽东意识到像俄国的方法，“我们应该起而仿效”，即用民众大联合聚集起来的力量此改变“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的境遇。在他看来，只要真正做到民众大联合，就能达到“天不要怕，鬼子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其他领域同样如此，民众一旦真正联合起来，那么“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很（限）制的选举，变为没有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认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与根本依靠力量。民众大联合不仅有历史依据，而且有现实需求。首先，民众大联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认为，历史上的各种运动，都是通过不同程度的联合来实现的。“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者必都有其大联合。”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历史上“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也就是强权者联合在先，而且他们的联合到了极点，必然导致国家政权腐败，百姓生灵涂炭，最终就产生与之相抗衡的民众大联合。如法兰西以民众大联合赢得“政治改革”，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赢得“社会改革”，最后均取得了胜利，并引发其他国家仿效。特别是随着民众认知水平和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他们走向联合的行动必然更加坚定，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他们也在革命的磨砺中逐渐识破并学会了贵族资本家的用以实现联合的“知识”“金钱”和“武力”的三种手段，“平民既已将贵族资本家三种法子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的联合起来”。其次，民众大联合的现实需求与实现路径。毛泽东认为，每个群体都存在共同的利益诉求，被压迫的各群体间也都存在共同的利益诉求，这是实现民众大联合的基础。每个群体，如农夫因为面临“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等共同遭遇，共同利益诉求，便能结成农夫群体；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也因为有摆脱各自遭遇苦难的利益诉求，便组成各自的群体。各个群体又因为有解决生存，社会根本改造的解放、自由等问题的共同利益诉求，所以能走向大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这就是青年毛泽东提出的从小联合走向大联合，从而形成更大群体的力量与强权联合相抗衡的主张。“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份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成立为大联合。”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等为维护各自利益而成立的组织，即是小联合，各行各业的公会，各种学会、研究会等，则是平民及学者的联合，如此反复，便形成了大联合。

（三）提出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革命”方法

在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依靠力量后，毛泽东进而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方式——“呼声革命”。“呼声革命”是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倡导的打倒“强权”的方法之一。实际上，在《民众的大联合》刊出之前，青年毛泽东已提出类似的主张。他执笔撰写的《不许实业专制》刊登于《湘江评论》第一期，文章充分肯定了美国工党首领戈泊斯提出的“不许”方法，认为“人类真得解放”的出路在于倡言“不许”：“既有人倡言‘不许’，即是好现象。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千万人都说‘不许’，由低声‘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狠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也许是受到戈泊斯的启发，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将“‘不许’倡言”升华为“呼声革命”，并对“呼声革命”进行深入阐述，成为颇具时代色彩的改造中国社会方式：“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

毛泽东还阐述了“呼声革命”的具体内涵。他认为，“呼声革命”既包括“面包的呼声”，也包括“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面包的呼声”就是要解决黑暗军阀统治下中国百姓的生存问题，即解决吃饭问题。因为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这也表明经过五四潮流洗礼的毛泽东已转而着重思考民众的吃饭穿衣的现实问题了，而不是一师学子时天真浪漫的探究“宇宙之真理”的“大本大源”。“自由的呼声”和“平等的呼声”则是直接指向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就是要改变“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的现实，而解决问题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以瓦解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的联合。同时，毛泽东还阐释了“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三者的内在关系。他认为，这三者彼此关联、互为联系，其中“面包的呼声”是“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的前提条件，而“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是“面包的呼声”的根本保障。因为只有解决了吃饭问题，才能推动民众的大联合，使广大民众团结一心，汇集成强大的力量，从而为“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奠定基本的群众基础。也只有通过大联合的方式把民众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才能做到“天不要怕，鬼子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三、《民众的大联合》反映了青年毛泽东的二重心路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的特殊遭遇，使得生活于这一时代的青年大多怀抱满腔热血亟待改变社会现状，苦于未能找到指导行动的科学理论，他们又往往陷入痛苦的挣扎之中。他们为改变这种社会现状提出不同的方案，以民众大联合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是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共同提倡的方案，并非毛泽东一人的主张，从某种角度而言，反映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心路。

（一）彰显了青年毛泽东的历史担当

从青年毛泽东成长历程可以看出，他自幼就志向高远。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在阅读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潮著名代表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后，便“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辛亥革命爆发后，到省城求学的毛泽东毅然投笔从戎，投身反清革命事业。半年的军旅生涯，使青年毛泽东养成了关注时政的习惯。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把“心系社会，苦学励志”作为奋力求学的目标。为此，毛泽东订立了“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的求学志向。期间，青年毛泽东虚心求教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学识渊博、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的教师，不断充实自己，同时“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此外，毛泽东还延续着军旅时养成的关注时事的好习惯，经常阅读报刊的时政消息，并时常与好友展开深入探讨与激烈争论，各抒己见。他还利用假期与萧子升、蔡和森等同学外出“游学”，深入农村，了解社会，增加阅历。随着对时事的持续关注和对社会的深入了解，青年毛泽东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更加强烈。1915年5月，为了获得日本对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接受了近乎亡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回后举国哗然。毛泽东愤然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国？在我学子”的诗句，痛斥袁世凯政府的卖国行径，并表达了立志救国的抱负。随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青年毛泽东被《新青年》刊登的文章深深地吸引，他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每天除上课、阅读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用新视角新思维观察审视中国社会，结果他发现“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为此，必须“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在毛泽东看来，“变换全国思想”的办法，在于“动天下之心”，因为“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也就是首先要唤醒人的自我意识，解放人的思想。为此，他和蔡和森等筹建了新民学会，倡导“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即通过革新思想与道德，改善人心风俗，最终实现社会的改造。后来，他们又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宗旨。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前，青年毛泽东同样也怀有打破旧世界、创立新天地的雄心壮志。

（二）折射了青年毛泽东的矛盾心态

20世纪初的中国，世界的急剧动荡引发了中国政局与社会的巨大震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西方各种主义、学说纷涌而入，并以各自的理论吸引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面对纷繁复杂的种种“主义”，此时的青年知识分子显然出现选择的难题。不过，无政府主义无疑更受当时青年人的热捧，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打着‘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旗号”，标榜“绝对平均主义”“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等极具蛊惑人心的主张，“很适合当时一些对黑暗现实极端不满、急于改变个人处境而又缺乏实际社会经验的知识青年的口味”。此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这块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比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占先了一步”。因此，青年毛泽东也不例外地成为其中的追随者，他在1936年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陈此时的自己“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919年底至1920年10月，湖南爆发轰动全国的“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就是毛泽东等青年知识分子试图以这种“主义”去解决湖南问题，进而探索出完成改造中国道路的尝试。尽管当时的毛泽东对军阀暴政极度不满，但他却选择了脱离实际的无政府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中国太大了，问题太多了，“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谋求全国的总建设短时间内完全没有指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即先通过“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等十年二十年之后各省完成了分建设，再搞“澈底的总革命”。毛泽东还认为，湖南的地理民性，很适合通过请愿、集会、制宪、选举等形式，独立自治，然后“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因此，他“一方面称颂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打倒强权”。在毛泽东认知中打倒“强权”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急烈的行动方式，另一种是无政府主义的温和的行动方式。而当时的毛泽东显然更倾向于温和的无政府主义，因为他认为急烈方法不仅会“张起大扰乱”，而且“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由此，我们可以从青年毛泽东的矛盾心态中窥视到同一时代知识分子成长的共同轨迹。

四、结语

20世纪初，鉴于急剧变动的国际国内形势，像大多数生活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青年毛泽东在国家与民族陷于危局之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与认知提出了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尽管这些主张因种种缘故未能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目标，但对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却是弥足珍贵的历练。也正是这种经历，加速了青年毛泽东最终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事业作为一生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