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确提出了“第二个结合”的原初表达

1938年10月，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明确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同时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由此可见，毛泽东已经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华民族“珍贵的遗产”相结合进行了思考。1943年5月，毛泽东主持并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论断，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第二个结合”原初而又深刻的阐释。

第一，提出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科学为指导，学习研究、总结承继、批判利用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它始终与各国具体实际相联系。在《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名篇中，毛泽东多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中国的特性”“中国的具体环境”“民族的形式”“民族的特点”等相结合，归根结底就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不仅包括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还包括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传统，后者以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为主要载体。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提出了共产党员的两大学习任务，一是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剖析了当时党内研究国内外历史现状存在的“闭塞眼睛捉麻雀”“言必称希腊”，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只单纯学习而不消化、只片面引用而不科学应用的“极坏的作风”，指出其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

毛泽东始终坚信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强调要充分尊重中国历史，即“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并自觉总结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对于如何总结承继，毛泽东提出了“善于分析”的方法，认为“分析就要批评”，就是将一个事物分解为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在《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中，毛泽东深刻指出，“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共产党人要正确对待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既坚决抛弃中国古代封建性的毒瘤与糟粕，又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具有人民性、民主性的优秀文化遗产，使其推陈出新。总之，毛泽东十分重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辩证审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化。

第二，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起来，让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历史文化沃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实质是“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民族形式”是毛泽东思考与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特点，以一定的民族形式存在，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具体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点和生长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创造性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这里的“民族形式”，不再是“国际主义的内容”，就形式谈形式，而是有了“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精神、民族思维方式与文化心理等紧密结合。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作为异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起来，通过“民族形式”深深植根于中华历史文化沃土，充分汲取其丰厚养分，才能实现从“在中国”到“中国化”的转变。

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努力把“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看作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自觉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的观点。在《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政党是否能继承这个民族的真正良好的传统作风，并使之与民族的和世界的新鲜事物相结合而发扬光大”，是判断政党是否民族化的标准之一。以上表明，毛泽东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只有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融为一体，才能推进二者深度结合，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由此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硕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上伟大创造力的充分体现。

/二、初步揭示了“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更多表征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真正会通。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初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

第一，发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把握二者结合的逻辑前提。相契，即两相符合，契合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鲜明特质，双方都以开放姿态善于学习与接纳“文化他者”的优秀成果。毛泽东一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发展的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兼容并包、融摄异域文化的鲜明特质。在此基础上，他发现了二者在社会理想与价值立场方面的契合之处，把握了二者结合的逻辑前提。

在社会理想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追求相契合。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青年时期毛泽东就确立了“大同”理想目标。1920年，毛泽东学习了《社会主义史》，其序言就是以《礼记·礼运》的“大同”篇阐发社会主义学说。毛泽东在各种主义、方案中选择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发现共产主义的“消灭私有制”、和谐友爱、公正平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为公”、仁义相接、社会公平、人人平等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在价值立场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惟邦本思想相契合。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1920年，他总结俄国革命的主要经验是“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和“有真正可靠的党众”。毛泽东从学生立场转向农民立场，毅然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很大程度上是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肯定人民群众是改造社会的主体力量，重视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与传统民惟邦本思想的“得民心者得天下”“民以食为天”“立民为民”等内容具有高度的共通性。

第二，尊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异质之处，巩固二者结合的思想基础。契合是结合的必要前提，但契合不是无差别的同一，而是建立在异质基础上的契合，承认矛盾，正视差异，才能顺利推进结合。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认为忽视两者的异质性将否定结合的必要性，简单夸大两者的异质性将否定结合的可能性。他主张“实事求是地看问题”，承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底蕴、时代条件与实践基础不同，尊重二者的时代性距离与民族性差异，巩固了结合的思想基础。

虽然毛泽东曾使用“大同境域”“太平世界”等话语来通俗阐释共产主义目标，但这不意味着他认为“大同”就是“共产主义”，二者在历史观、目的要求、实现途径与依靠力量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毛泽东眼中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只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消灭一切私有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天下大同社会是一种带有唯心史观色彩的“圣贤救世”的“至善理想”，主要依靠德业俱全的圣人以及略得大本的贤人启发民智、促动心力，实现民众精神境界的整体提升，最终走向理想社会。价值立场方面，毛泽东同样尊重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惟邦本思想在逻辑依据、出发点、内涵实质与作用效果上的差异性。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是以“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社会关系为逻辑依据，坚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至上，基本原则是“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人民主体性的复归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惟邦本思想是以“天人合一”的自然关系为依据，“民”受到封建君主专制权力的绝对“支配”。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几千年只有“皇帝”一个是非奴隶，几万万人“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立君为民”“爱民恤民”主要取决于天意、君民关系和君主的德性修养，其结果具有偶然性。

第三，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补之道，打开二者结合的创新空间。结合不是将二者简单叠加起来，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推动二者优势互补、功能互补，进而实现深层次的文化再造。早年求学时期，毛泽东就接受了比较系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熏陶，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又大量阅读、刻苦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拥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与传统文化素养，有助于他探索二者的互补之道，打开了二者结合的创新空间。

传统天下大同社会理想是深入中华民族精神结构的内容，早期毛泽东十分推崇圣贤救世的大同社会理想，但残酷的事实表明，完全寄希望于通过“变化民质”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行不通。天下大同社会理想为毛泽东接受与信仰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提供了平等、自由等积极内容与文化心理基础，而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为天下大同社会理想现实化指明了方向，即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方法求大同。为此，毛泽东不仅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还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找到了既立足中国现实又通达理想社会的大道，即“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探索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惟邦本思想的互补之道。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之后，毛泽东看清了传统民惟邦本思想“爱民”的实质是统治阶级“为了剥削”和“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人民只是他们维护自身统治秩序的工具性存在。毛泽东不仅明确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还汲取了传统民惟邦本“万物为民”的思想精华，创造性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指出：“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自觉地当工具”，从而将传统民惟邦本思想根本扭转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体与最终目的，共产党是只为劳苦大众谋解放、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工具性存在。

/三、大致阐发了“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要求

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大致阐发了“第二个结合”的实践要求，包括坚持结合态度的开放包容、坚持结合主体的独立自主与坚持结合成果的创新创造。

第一，坚持结合态度的开放包容。

秉持何种态度，关系到结合进程能否顺利开启。毛泽东强调坚持结合态度的开放包容，就是要在贯通古今、融通中西的基础上推进结合。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提出“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其开放包容态度初见端倪。1942年，毛泽东创造性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就是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来研究问题，这既是学习研究党史的重要思想方法，又是坚持结合态度开放包容的生动表达。古今维度上，毛泽东主张“通古今”以增强“今”人的本领，“通古今”是普遍真理，“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符读书城南》），要尊古而不复古，厚古而不薄今，以“今”为时间坐标，采取分析批判态度，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中西维度上，毛泽东强调“择西之善”以提高“中国人”的本领，既反对盲目排外，认为学“不应该分中西”，在两边都学好的基础上努力“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又反对盲目搬用，要根据中国人的现实需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和吸收外国文化。1944年，毛泽东指出，“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坚持结合态度开放包容的重要体现。毛泽东强调坚持结合态度的开放包容，不仅表现在“为我关系”上对古代与外国优秀文化的兼收并蓄，还表现在“为他关系”上对世界文化作出自己应有贡献，他曾指出：中国虽地大人多，但过去贡献仍太少，中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

第二，坚持结合主体的独立自主。

结合离不开一定承担主体，即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开启了中国人主动选择而非被动强制结合的历史进程。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推进结合的探索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总结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情况，从幼年时期的“不善于”结合，到土地革命时期的“更多地学会了”相结合，但“没有统一的理解”，再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老党员、老干部“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新党员、新干部与“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决定》明确指出：“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形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深入的“完全的统一的理解”，包括对“第二个结合”形成了较为深入的“统一的理解”。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发扬独立自主精神，始终把结合的立足点放在中国人自己身上，就是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怎样处理二者的关系，能不能结合，结合何以实现，结合产生何种成果，等等，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做主张。

第三，坚持结合成果的创新创造。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应有之义。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指出：当前党内存在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与革命理论创造的落后现状的矛盾，必须增强共产党人从理论上思考中国革命实践的主体自觉，“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942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这表明，结合的本质就在于创新，在于创造出合乎中国需要且具有中国特点和科学形态的理论创新、理论创造成果。在此之前，毛泽东还批评了不少共产党员“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的坏毛病，直指他们“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着重探讨了继承和借鉴古人与外国人对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重大意义，认为“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坚持原则和独创精神”的思想方法，强调要正确处理学习与独创的关系。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既要遵守马克思老祖宗的基本原理，又不能“单靠老祖宗”，必须“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总之，在毛泽东看来，坚持结合成果的创新创造，就是要实现结合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正确处理文化发展与继承的辩证关系。

/四、探索推进“第二个结合”取得的历史成就

毛泽东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长期探索，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文化建设的实践革新和人类文明的生命更新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第一，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这是党成立24年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总结。党的七大正式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有效破除了人们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难以兼容、不能结合等教条式理解的误区，有力证明了二者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大有可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南。

毛泽东思想既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又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如《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同“知行合一”（《传习录》）、“相反相成”（《汉书·艺文志》）等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立。不仅如此，《实践论》《矛盾论》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语言典范，如以“变革梨子”阐发认识源于实践的原理，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谋攻》）说明认识指导实践的观点，引用“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资治通鉴》）告诫人们用全面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行文各处运用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经由结合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党确立“第二个结合”的原则，更好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第二，建构具有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新形态，推动了中华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展。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陷入“文明蒙尘”境地，中国社会各阶级关于“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纷争不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深入人心，但由于时代局限，他们没来得及搞清楚作为封建专制思想工具的“孔教”与作为中华文明思想遗产的“孔学”的区别，而是以与传统文化决裂的方式呈现的，没有继承便谈不上对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1921年7月，“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中华文化现代化从此有了科学指导思想与坚强领导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扩张造成了中华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受阻。1939年12月，毛泽东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概念，阐发其民族化、民主化、科学化与大众化的内涵。1940年1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重大命题，号召共产党人自觉担负起这一文化使命，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华文化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

经过对“第二个结合”的长期探索与实践，毛泽东不仅完成了对新文化运动以来割裂同传统文化精神联系发展新文化的反思与纠偏，而且实现了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塑。对于“何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强调，它不仅包含社会主义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内涵，是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还内蕴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新文化。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毛泽东适时提出在思想文化层面把“新民主主义文化”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目标任务，号召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为建设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

第三，创造出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建设显著成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文化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探索推进“第二个结合”，带领人民创造出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建设显著成绩。

一是知识分子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200多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深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毛泽东高度重视引导知识分子广泛开展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运动，使其与大规模经济建设需求相适应。1957年，500万知识分子中仅有10%站稳无产阶级立场，10%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存在抵触、敌对情绪，剩下80%处于虽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却没有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中立状态。1963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经过12年的普遍教育与改造，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接受党的领导，成为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

二是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快速发展。早在1945年，毛泽东提出把扫除80%的文盲作为新中国建设的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号召在全国积极开展群众性扫盲运动，面向工农群众开门办教育。从1949年到1964年，普通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小学的在校学生数分别增长了4.85倍、6.56倍、2.81倍，文盲、半文盲文化程度人口数同比下降了46.4%，基本结束了我国文盲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历史。

三是文学艺术事业不断推陈出新。毛泽东倡导大力发展革命文艺事业，1949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明确了文艺工作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1956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戏曲发展实际、中国先秦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确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我国涌现出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革命事业胜利与群众新风貌的优秀作品，如话剧《龙须沟》、小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电影《白毛女》《钢铁战士》、歌曲《歌唱祖国》，等等，极大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

第四，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正确道路，为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东方文明即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认为“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主张把建设中国乃至世界的新文化作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毛泽东不仅确立了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理想，还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新型文明政党，为建设新文明积蓄了领导力量。

文明的进步与社会形态的发展密不可分。1940年1月，毛泽东初步勾勒了“中华民族的新国家”的蓝图，即政治自由、经济繁荣与文化先进三者统一的有机体，尽管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同样实现了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因素量的积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充分汲取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主张发展人民民主，指明了经由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迈向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的现实道路。经过不懈努力，毛泽东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形态正式形成，不仅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为赓续与发展中华文明提供了空前统一的现代国家形态，而且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1956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标志着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与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形态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正式形成。面对“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课题，毛泽东强调要“以苏为鉴”，提出“第二次结合”，明确“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制定“两步走”战略步骤，使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人类现代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结语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毛泽东不仅“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对“第二个结合”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里说的历史性贡献与成就，不是说早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具有“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已经提出了这一重大命题，而是强调他在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和宏大叙事中，事实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至少初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碰撞交织、相得益彰与相结合的实践要求。毛泽东探索“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性贡献与成就，为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历史镜鉴。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对毛泽东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是在继续推进“第二个结合”中开启更为广阔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文化空间，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