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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正芒 王娟 | 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韶山影响论析

时间:2025-04-23  来源:   阅读量:
作者简介:唐正芒,男,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娟,女,博士,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
文章来源:《毛泽东研究》2025年第1期

摘要: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党内率先迈出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步伐,这与他多年来重视和研究农民问题,特别是1925年在韶山领导半年农民运动有密切联系。领导韶山农民运动,使毛泽东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新动力和新阵地,为其后来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提供了实践基础、认识准备与理论底气,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源头和发端。因此,毛泽东探索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程应从韶山算起。


关键词:

毛泽东;农民运动;中国革命新道路;韶山影响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邓小平也曾评价道:“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是从秋收起义失利后被迫向农村和山区转兵开始的,即打长沙毫无胜利希望才不得不向“象眉毛一样的地方”前进。其实不然。毛泽东之所以能力排众议在失利后果断向山区进军,去寻找农民朋友、开辟农村阵地,与1925年上半年他在家乡韶山领导农民运动密不可分。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实际上是从韶山开启的。今年适值毛泽东领导韶山农民运动暨创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100周年,研究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及现实价值。



/一、开启新征程:回家乡韶山领导农民运动

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农民革命,那么韶山就是毛泽东领导新型农民革命的“试验田”,也堪比医治病入膏肓的苦难中国的“试验药”,是毛泽东以新的视野找寻中国革命主力军和新阵地的起点所在。

(一)因病回到韶山,“有意要了解我国的乡村”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其必然要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早年也曾以领导罢工等形式组织工人阶级开展争生存、求解放的斗争,在城市里、在工人中寻找中国革命胜利的力量和希望。然而,党领导的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失败,促使毛泽东开启了寻找中国革命力量的新征程。这个新征程就是将目光转向占中国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群众,将阵地转向革命力量集聚而敌人相对薄弱的广大农村。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和谭平山为这次大会起草了《农民问题决议案》,认为广大农民因所受剥削压迫加剧而生活愈加困难致起各种反抗,“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此,“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可见,毛泽东此时已把视角转向农村和农民,初步提出了重视农民、发动和依靠农民的观点。

但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并未得到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支持。陈独秀强调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集中,文化水平低,保守苟安观念根深蒂固,以致“难以加入革命运动”。这就使党的三大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并未实际执行。毛泽东也因从事党务工作和致力于国民党改组等事务一时无法关注农民问题。也由于工作的劳碌和复杂斗争,1924年12月,毛泽东不得不暂时休息养病。

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了《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阐明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提出重视农民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下,“有意要了解我国的乡村”的毛泽东,为验证自己的观点,探索中国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关系,1925年初乘养病之机,以家乡为试点,亲自领导农民运动。为了发动韶山农民运动,毛泽东经过当时的湘区委,由团省委派贺尔康、湘潭地委派柳季刚等协助工作。这就说明,毛泽东回韶山领导开展农民运动是有思想准备和组织基础的,而非一时权宜之计。

(二)运用多种形式,发动韶山农民运动

毛泽东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地向农民开展宣传教育和思想发动,启发了韶山农民的思想觉悟和阶级觉悟,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同土豪劣绅开展斗争。

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毛泽东回到韶山时正值春节期间。他便在旧居上屋场以打牌为掩护,聚集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他启发大家,受苦不是命运不好,而是军阀、地主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造成的;使农民懂得了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和求得做人的权利,必须起来打倒地主阶级;封建军阀、贪官污吏是专门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帝国主义是封建军阀的后台老板,要打倒地主阶级,必须同时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当时,毛福轩、毛新枚、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罗石泉、毛月秋、毛贻泉、胡春甫等人经常参与以打牌作掩护的活动。在毛泽东的指引下,他们很快成长为韶山地区农运斗争的积极分子。毛泽东还利用红白喜事群众聚集的机会进行宣传演说:土豪劣绅只有20%,贫苦农民有80%,为什么不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细人子(小孩)、堂客们也要团结起来。他还举了一把筷子的比喻,说贫苦农民只有团结起来,开展斗争,打倒地主,才有好日子过。但我们不能太急,要慢慢来,好像热水洗脚一样,要慢慢放下去才行。

走亲访友深入调研。为深入了解韶山农村社会和群众生产、生活情况,毛泽东利用走亲访友的机会进行调查研究,广泛接触农民群众。访问亲朋好友,既便于了解韶山地区农民的基本情况、团结教育他们参加革命,又可通过亲朋好友广泛地接触了解其他群众。比如毛泽东就曾走访过其远房亲戚罗石泉家,从日常生活琐事谈及政治形势,又走访过大坪棠佳阁外婆家、韶北宋家湾李新民姑母家、韶光的贺家姑母家。另外,毛泽东还经常去杨林乡贺尔康家,同他交谈并一起串门走访。此外,毛泽东还时常走访韶山贫苦农民家庭,展开调查研究。后来成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书记的雇农毛福轩家,便是毛泽东经常去的地方。看到毛福轩家生活很苦,毛泽东便常常带点钱米贴补他家。毛泽东同毛福轩一起,又访问了许多贫苦农民家,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农运积极分子。毛泽东经常访问进步小学教师庞叔侃、李耿侯,老学者毛简臣、李漱清,以及开明士绅庞坦直等人。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深入了解到韶山农民的生产、生活及受压迫情况,写下了大量调研笔记,为深入掌握中国农村社会阶级状况积累了扎实的一手资料。

创办夜校培养骨干。为了扩大宣传阵地,使更多农民接受革命教育,毛泽东利用公立学校、族校、祠堂等在韶山一带创办农民夜校。该项工作由杨开慧具体负责,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协助。至1925年7月,农民夜校发展至20多所,包括毛氏族校、李氏族校、庞氏族校、杨家祠堂等。夜校坚持普及文化教育与宣传革命道理相结合,讲授时事政治、国内外大事、文化课程、珠算课程等。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并提出夜校讲课要通俗易懂、由浅入深。农民夜校的创办,培养了一批农运骨干,极大地提高了韶山地区农民的思想觉悟,为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三)建立坚强组织,领导韶山农民运动

成立韶山特别支部。为了适应韶山地区的斗争需要,毛泽东着手在韶山组建党支部,以推动韶山农民运动的开展。经过前期宣传教育和思想发动,毛新枚、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等人迅速成长为农运中坚力量。1925年6月中旬,毛泽东同毛福轩介绍毛新枚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韶山支部,以“庞德甫”为党支部代号,毛福轩为党支部书记,并在银田镇开办一家书店,作为韶山特别党支部的秘密联络机关。自此,韶山农民运动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在领导韶山农民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并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1925年底,支部党员发展到110余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韶山总支委员会,毛福轩任总支书记,李耿侯、毛新枚、钟志申等为委员,下设7个分支部。1926年初,中共湘潭特别区委员会成立,庞叔侃任书记。到1927年上半年,党员发展到300余人。各级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和特别法庭等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均由同级党组织的负责人兼任,广大党员成为各种革命组织的骨干和农运带头人。

组织秘密农民协会。韶山秘密农协成立于1925年2—3月间,毛泽东以毛福轩、毛新枚、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等为骨干,组织秘密农协,并通过他们发展会员。秘密农协活动的地点大都在山冲角落的农民家里,其组织不拘形式,只注重开展实际斗争和训练工作。参加农协的除农民外,还有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农村手工业工人、小商人等。农协组织的负责人大多是农民夜校的进步教员。毛泽东经常召集秘密农协骨干开会,讲述土豪劣绅如何压迫、剥削农民,农民应当怎样向土豪劣绅开展斗争等。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农民协会由下而上地组织,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秘密到公开地发展。至1925年10月,韶山地区已建立20多个乡村农协组织,会员达千余人。

组建公开的雪耻会。五卅惨案发生后,湖南长沙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其后湘潭、衡阳、衡山等地纷纷成立雪耻分会。消息传到韶山后,毛泽东同毛福轩、钟志申等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先后在韶山一带建立20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开展反帝爱国斗争。1925年7月10日,在乡雪耻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不久,又成立了湘潭西二区下七都雪耻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这两个雪耻会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击英国、日本帝国主义。雪耻会的成立,助推了韶山地区农民运动的开展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展。

发展国民党组织。此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更好地开展农民运动,毛泽东还利用发展国民党组织来壮大革命统一战线,先后发展钟志申、李耿侯、郭运泉、周啸泉等当地先进分子和进步士绅加入国民党。1925年7月初,毛泽东在韶山建立了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任常务委员,由郭运泉、周啸泉、钟志申、李耿侯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下设20多个区分部。将国民党组织也建成韶山农民运动的领导机构之一,为农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条件,打开了韶山农运工作的新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韶山农民运动的发展。

(四)开展有力斗争,推动韶山农民运动

“平粜阻禁”。1925年夏,韶山大旱,正是青黄不接之时,地主豪绅却乘机囤积居奇,抬高谷价,一升米由60文涨到160文,而且还不卖给本地,反而偷运到湘潭等地牟取暴利。8月,毛泽东组织农民展开“平粜阻禁”谷米斗争。他召集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研究,决定采取“先礼后兵”策略,发动农民,开展“平粜阻禁”斗争。他指示钟志申、庞叔侃先与土豪劣绅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制止谷米外运,遭到成胥生拒绝。成胥生还把粮食偷运至银田镇准备外运。毛泽东指示毛福轩、毛新枚等率领农民数百人连夜前去阻挠,最终迫使成胥生同意将谷米以平价粜给本地农民,其他地主更不敢不粜。“平粜阻禁”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此后平粜、减粜形成制度,地主被迫年年平粜、减粜,直到解放。这一斗争紧张激烈,显示出动员起来的农民的强大威力。

镇压恶霸。根据毛泽东打击土豪劣绅、打倒封建地主特权的相关指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还领导农民镇压了团防局长汤峻岩、公审了大恶霸地主张茂卿。汤峻岩是韶山一带的大恶霸,曾迫害无辜穷人50多人,活埋4人,在韶山地区臭名昭著。为镇压汤峻岩,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派农民自卫队将偷偷逃往宁乡的汤峻岩连夜抓回。农民群众从四面八方会集到银田寺街上,高呼“铲除大恶霸汤峻岩!”“枪决汤屠夫!”“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经过群众控诉,汤峻岩被处以死刑。张茂卿是湘潭有名的“保产党”头子,一贯压榨农民。当韶山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悄悄溜到韶山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企图发展“保产党”,破坏农民运动。农民自卫队员把他抓起来,召开万人公审大会。群众纷纷控诉其罪行并强烈要求镇压。特别区委接受群众意见,判处张茂卿死刑。会后,1万多农民举行火炬游行,庆祝胜利。这些胜利大大激发了农民斗志、捍卫了农民权益、打倒了乡村地主特权。

夺教育权。1925年7月,毛泽东领导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成员进行了改组教委会和学委会的斗争。毛泽东指示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利用赵恒惕明文颁布的教育法令,团结广大进步教师,通过合法形式改选教育会和学委会,夺回教育权。7月30日,西二区公私学校教育会会员大会在郭氏祠堂召开,毛泽东出席大会。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成员向到会群众揭露、批判了上七都团防局长成胥生亲信唐默斋、郭伯生等贪污学款、克扣工资、破坏农运等不法行为,通过斗争改组两会,推选郭耿光、庞坦直、庞叔侃、李耿侯等人为两会执行委员,十多个学校负责人也得以改选,由进步教师担任,夺回了教育权。此后,学校成为农会等农民运动组织和活动的重要场所,为发展和推动农民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总结新认知:将韶山农民运动经验运用于指导中国农民运动

1925年8月底,毛泽东领导的韶山农民运动产生了轰动效应。湖南军阀赵恒惕派兵抓捕他。在湘潭、韶山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毛泽东得以安全离开韶山,经由长沙到广州。韶山的半年历练,使毛泽东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正如毛泽东离开韶山时所说的,“在家当平民百姓,当了两百多天了,到广州去讲课,有东西讲了”。这体现出他通过领导韶山农民运动,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开展农民运动已胸有成竹。

(一)重心转变:“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众所周知,1925年前,毛泽东曾致力于工人运动和党务工作且卓有成效,受到陈独秀的公开夸赞“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而自1925年起,他就注重研究农民问题了。促使毛泽东转而注重研究农民问题的,正是1925年他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经历。1925年11月,离开韶山来到广州仅两个月的毛泽东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关于“学业”和“事业”两栏,明确填写“做过半年农民运动”“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这表明,在韶山领导农民运动已促使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从韶山广及全中国。即把韶山作为一个认识样本,像解剖麻雀一样,通过韶山农民状况开始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开始注意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农民与农村社会问题,思考农民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以此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即印证了这一点。

当毛泽东填表声明“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正值他紧张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际。他填表10天后的1925年12月1日,该文即在《革命》第4期上发表。细析该文可见,文章标题虽说“中国社会各阶级”,但实际内容更多的是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这与中国人口80%以上是农民这一基本国情相吻合,且不少内容都能窥见韶山农民在毛泽东脑中的深刻印象。紧接着,他又于1926年1月在《中国农民》第1期上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可以说,这两篇文章都是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韶山阶级状况的长期了解,对中国农民运动实践经验与理论认识总结的结晶。他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剖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将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纳入整个社会阶级关系中展开考察,以确定中国农村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及农村和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毛泽东明确强调,农村中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雇农具有革命性,是无产阶级的朋友。显然,毛泽东此时已经意识到中国农村、农民问题与国民革命存在某种紧密联系。从时间节点上来看,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以及在理论层面展露出的对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正是他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之后不久产生的。可见,“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这说明,毛泽东在韶山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给予他关于中国革命基本力量以新认识和新思考。

(二)认知升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6年3月,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继续深入推动农民运动的开展和农民问题的研究。任职期间,他亲自给学员授课,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3门课程,且十分重视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指导学员研究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带领学员开展农村调查研习。此外,为了总结推广国内外农民运动经验,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毛泽东把搜集到的国内外有关农运的重要文献、农讲所教员对农民问题的专题研究及农讲所学员深入农村的调查材料等汇集起来加以审订和修改,于1926年9月编辑成《农民问题丛刊》出版,用于指导农运实践。毛泽东亲自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文章开篇即点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著名命题,并希望有大批同志下决心去做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对于该如何去做农民的工作,毛泽东作了生动而深情的描述。他号召农民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去往乡村,同农民深入和亲切接触,组织、引导农民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引导他们同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这些观点实际上是毛泽东本人一年前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缩影,甚至可说是其现身说法、经验总结。

(三)反击诬蔑:“农民运动好得很”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与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大肆造谣,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破坏社会秩序”,强烈要求限制、打压农民运动。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为维持所谓的统一战线,也对农民运动持严厉压抑、限制态度。

关键时刻,已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为了驳斥党内外关于农民运动的各种污蔑、质疑,回答农民运动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了为期32天的农民运动考察。而此次他又将湘潭乃至韶山作为考察农民运动的第一站。湘潭是当时湖南全省农运中心,而蓬勃兴起的韶山农民运动之火正是毛泽东亲手点燃的。在全国农民运动受到责难、质疑之际,毛泽东首先去家乡开展调查研究,就是“要亲眼看看自己在1925年播下的那把‘火’烧得如何,是越烧越旺了,还是熄灭了”,他期盼通过考察收集最令人信服的第一手材料,驳斥一切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攻击。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从长沙出发乘船到达湘潭县城,在湘潭县农协召开座谈会,了解湘潭县农民运动状况。5日从县城步行至银田镇考察第一区农民运动情况。6日,毛泽东到韶山特别区所在地清溪寺考察。7日,在毛福轩的陪同下去韶山考察。他在旧居上屋场召开座谈会,深入银田寺白庙、韶山冲毛鉴公祠、毛震公祠等地展开调查。通过考察,毛泽东得到大量第一手资料。如在农会的领导下,农民团结起来斗土豪劣绅,让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行;农民也可以踏上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去滚一滚;斗垮了土豪劣绅,妇女也可以进祠堂;农民成群结队到土豪劣绅家吃大锅饭;等等。这些事例让毛泽东认识到,农民运动所谓“过火”“过分”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为此,毛泽东强调,“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必须依靠农民政权、建立农民武装。毛泽东多次在欢迎会、座谈会上肯定农民运动,批驳所谓“糟得很”“过火”“幼稚”“痞子运动”等诬蔑。毛泽东在韶山讲的这些观点、事例,很多都写入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该篇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直接素材。

(四)先期探索:“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部又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这时湖南的同志去武汉请示党中央、毛泽东,毛泽东坚定地指示他们:“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随后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强调必须建立革命武装、掌握军队。八七会议后,瞿秋白要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坚定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交绿林朋友”,就是要去组织和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其实这是毛泽东自1925年上半年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以来顺理成章的认识演变,也是他逐步深化的关于中国革命基本力量、基本方向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号召“上山”“下湖”和“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离他撰写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分别仅隔3个月和5个多月,离秋收起义向井冈山转兵更仅3个月和1个多月。一种带质变性质的认识转变没有一定的量变积累是不可能产生的。毛泽东领导韶山农民运动的实践和他对韶山农民伟大力量的考察,实际上就是这种量变积累的重要过程和方面。而他提出“上山”“下湖”和“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实际上是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一种先期探索。

这样一来,自1925年上半年韶山农民运动开展至秋收起义前夕,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和必须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思想演变历程就逐渐变得清晰。因此,在秋收起义连遭挫折、打长沙原定目标不能实现的形势下,毛泽东毅然率领部队走向农村、走向山区,投入农民群众这革命力量的汪洋大海中去,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和题中应有之义了。秋收起义是毛泽东正式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开端。而当我们再回溯思考,就不难发现,毛泽东寻找这条新道路,其源头当在他所熟悉的韶山。这似乎也可回答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最先找到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正确答案。



/三、走向新道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程应从韶山算起

自领导开展韶山农民运动后,毛泽东的注意力就转向了农民。他关注农民、研究农民、重视农民、歌颂农民,其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得到明显升华且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所言:1925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的第一手经验(即领导韶山农民运动的经验)后来被证明是他政治思想上的一个分水岭。他重新熟悉了农村的状况,成功地组织农民响应各种全国性事件,并感受到军阀作为地主利益保护者所起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为他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国民革命的目标和动力,提供了实践基础。即是说,毛泽东领导韶山农民运动的实践经历,使其政治思想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对农民、农村的关注,使毛泽东看到中国革命的新动力和新阵地,为其后来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提供了实践基础、认识准备与理论底气。

(一)韶山农民的痛苦使毛泽东认识到农民需要革命

1951年7月,毛泽东向老同学周世钊回忆自己1912年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看世界地图时的感觉说:“在韶山、湘潭和长沙见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冻受饿,目不识丁,做一世的文盲,还常常被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勒索压迫,被卖被杀。”“我想到这里,就下定这样的决心:我将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可见,毛泽东决心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最先当是由年少时就耳闻目睹韶山农民的痛苦而萌发的。韶山民谣“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养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正是这种悲惨生活的生动写照。在1925年回韶山后的调研中,毛泽东了解到韶山农民遭受的苦难日甚一日。他还用算账的办法了解到,有的农民收入的90%以上都被地主剥削去了,因而在“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毛泽东意识到韶山乃至全国的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情况,地主阶级及其他反动派垄断农村政权,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十分严重,农民生活异常艰苦。这样的状况使毛泽东切身认识到,中国广大受苦农民迫切需要一个能使自己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他们完全拥护和参加这个革命。

(二)韶山农民的斗争使毛泽东认识到农民能够革命

韶山农民在斗争中的表现,使毛泽东看到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力量,使他认识到把中国广大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具有推翻反动统治的巨大力量。半年多时间,韶山农民成立农会,斗争土豪劣绅;成立雪耻会,开展反帝爱国斗争;团结起来,夺取乡村教育权;“阻禁平粜”,打击囤积谷米坑害农民的恶行,坚决镇压恶霸。这些韶山农民的斗争使毛泽东认识到“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的全国农民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于是在离开韶山后,毛泽东开始从事农民问题研究,并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1926年1月,由毛泽东参与修改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了“故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是农民革命”的新思想、新论断。以上这些均揭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力量所在,占人口绝对优势的广大受苦农民必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三)韶山农运的发展使毛泽东认识到掌握武装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在韶山领导农民运动期间,多次以农会为核心,发动农民展开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如改组教育会、学委会斗争,“平粜阻禁”斗争,镇压土豪恶霸等,而这些斗争取得的胜利,又使毛泽东看到农民武装的极端重要性。1926年5月,他在与广州农讲所学员交流时便明确提出要建立农民武装、要“武装夺取政权”的观点。毛泽东强调:“搞革命就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就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子。”1926年秋,韶山特别区和第一区农民协会在中共韶山特别支部的领导下,组织农民,以梭镖、锄头、扁担为武器,先后推翻了上、下七都团防局,夺取了敌人的枪支,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区农民自卫队。至1926年底,韶山有自卫队1400余人,梭镖1000余支,成为打击土豪劣绅的新兴武装力量。1927年1月,毛泽东考察韶山,看到韶山“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的声势,感到莫大的欣慰,对这种新起的农民武装极为推崇。他表示,“惟有合群斗争,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才有出路”,“干革命,就要枪对枪、刀对刀地干”。毛泽东还认为,梭镖就是很好的战斗武器,枪支不够,可以建立农民自卫队,缴县团防局的枪支。可见,通过领导韶山的农民斗争,毛泽东已深刻认识到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为他之后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打下了重要的实践和认识基础。

(四)领导韶山农运是毛泽东探索革命新道路的源头和发端

毛泽东在领导韶山农民运动期间形成的对于农民和农村问题的认识,结合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使他对中国革命关注的重心由城市转向了农村、由工人阶级转向了农民群众。正是由于他认定了农民是中国革命新的主力军,农村是中国革命新的主阵地,所以在秋收起义失利时他能最先避开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坚定不移地走向农村,依靠农民,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而不是回过头来又去打城市。因此,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能够迅速开辟革命新道路绝非偶然,与其在韶山领导农民运动、看到农民排山倒海的力量,有着前后相继、因果紧连的联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领导韶山农民运动,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源头和发端,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程应从韶山算起。

那么,学界为什么没有或很少把毛泽东领导韶山农民运动关于农民问题思想的量变积累,与文家市转兵的质变飞跃联系起来分析?我们觉得重要原因之一是与党史分期问题密切相关。现在的党史分期是以“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及大革命失败为分界线,前者是大革命时期,后者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应该说这种分期本身并无明显问题,因为二者的革命形势、革命对象和革命目标完全发生了变化,确实应分为两个时期。然而正是这种分期,无形中形成了认识上的“楚河汉界”,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淡化了对它们之间内在联系的认识和感知。本文写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将这两年多时间毛泽东在农民和农村问题上认识演变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揭示出这种内在的必然联系,就更能凸显韶山在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