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凝聚抗战共识：书信对东北军的宣传及争取

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军事方针对蒋介石的政治决策及西北、华北的抗日救亡形势均产生很大影响。由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的国仇家恨及“围剿”红军导致的损兵折将，张学良对蒋介石顽固“剿共”的态度逐渐产生怀疑，遂希望用“和平”手段解决国共内战问题。因此与东北军商议联共抗日成为毛泽东对东北军开展统战的重点，而通过书信传播对东北军进行宣传争取是较为有效的统战方式之一。

（一）助推张学良转向联共抗日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通过公开信传播统战思想往往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毛泽东于1936年1月25日与周恩来、彭德怀等共同向东北军发出公开信。公开信的内容特意突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内涵，即红军愿不计前嫌，以民族救亡为中心团结全民族力量“抗日反蒋”，“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具体举措为红军与东北军一起组建国防政府，并帮助东北军将士收复失地回到故乡。公开信的宣传劝说在一定程度上使张学良有所触动。在书信传播、中间联络人等中共中央统战实践的推动下，张学良意欲转向与红军接触联络商议抗日救国之事。随后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李克农等在陕北与张学良部多次会晤，在洛川会谈中商定互不侵犯及互助等协定。张学良坚定了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决心，与红军签订共同抗日秘密协议，并曾一度流露出预备联苏联共、自成局面的意向。值得注意的是，以公开信为代表的一系列统战宣传，均体现出中共中央减轻张学良对联共抗日的顾虑，增强政治共情的统战策略。与毛泽东之前在致杨虎城的书信中提出杨需讨蒋并巩固自身根基相比，此公开信中考虑到张学良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时与蒋介石的微妙关系，说明蒋试图利用“剿共”消耗东北军的企图，这一传播内容上的变化体现出中共中央对统战思路的灵活调整。在与张学良会谈后，中共中央对张学良提出的争取蒋介石抗日之意见表示重视。随后，为敦促国民党内各派系一致转向抗日，中共中央在1936年9月1日发表的《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将“抗日反蒋”的方针，改为“逼蒋抗日”。

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信张学良，主张：“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原因即是蒋介石不但抗日态度“游移不决”，还扩大在陕北对红军的“围剿”。在日本关东军及伪军自1936年开始准备西进、窥觑绥远的危急形势之下，此举正如信中所说，乃是“自相残杀”。因此，依托张学良争取蒋介石转向抗日成为中共中央统战救亡的重要任务。故信中劝说张学良联合西北各军停止向红军进攻并一致抗日。这一时间点在毛泽东第二次致杨虎城信后，可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逐步联合也包含毛泽东信件同时联络的促进因素在内。

书信作为中共中央对张学良统战宣传的必要形式，其传播对张学良起到拨云见日之功效。张学良曾在回忆中谈到中共中央统战思想传播深入人心的效应：“那共产党喊出一个口号，影响太大了”，“共产党喊那个口号，就是说我们不打东北军。”在张学良看来，包括书信在内的统战媒介之所以能起到显著效果，一方面是因为中共中央基于民族救亡思想的传播因时制宜。“共产党的厉害，就是共产党能够看这事情什么趋势，民众往哪走，他就可以”，“都要抗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共中央非常高明地把握住了传播对象的心理，善于调动传播对象积极性。“就是共产党他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在政治上共产党的人看得远，看得大，明白?这是他们厉害的地方，所以我对共产党很佩服”。在中共统战思想的传播下，当张学良对蒋介石痛陈民族大义而无法奏效时，最终与杨虎城一同采取“兵谏”之策，形成时局转换之枢纽。

（二）推动东北军内部团结

毛泽东致东北军的书信针对统战对象的不同特点传播统战思想。除致信张学良本人外，毛泽东还致信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于学忠等以求促动张学良联共抗日反蒋。与致信张学良慷慨陈词民族大义不同，1936年8月毛泽东在致王以哲的信中，则从另一角度陈明蒋介石试图分化瓦解东北军的用心。信中提到外界有谣传蒋将于两广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自北伐战争以来，由于蒋介石对权力的争夺及对日妥协，各地方实力派与其矛盾日益加深。因此，蒋依靠政治分化和军事干预等手段对各地方实力派进行瓦解，尤其是1933年地方实力派所主导的“福建事变”和察哈尔抗战，都在蒋的收买分化和军事干预下失败。虽然信中未证实蒋介石意图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的阴谋真伪，但足以警醒张学良吸取以上事件的教训。毛泽东之所以对王以哲谈到这一问题，应是因为在1936年2月的洛川会谈中，王以哲曾作为张学良的谈判代表与中共中央就联共抗日问题进行商谈，而蒋介石一度视王以哲为可拉拢分化东北军的关键人物，因此，争取王以哲成为国共两党争取东北军的重点。据东北军将领回忆，1933年张学良出国期间，蒋曾电召王以哲至庐山进行拉拢，暗示“只要王以哲将军能直接听他调遣参加‘剿共’，……由王以哲将军担任总指挥，也就是取张学良将军地位而代之的意思”，试图从王以哲处着手分化东北军。张学良在回忆中也提到王以哲至庐山，蒋“对他也用了一番功夫”。但由于王以哲拒绝收买，故蒋一直加紧分化东北军。至1936年8月毛泽东致信王以哲时，王以哲在任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长，极力主张积极抗日，东北军的抗日反蒋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而蒋则“企图把东北军全部调到豫鄂皖整训”。因此，毛泽东在信中提示东北军要防止蒋的分化阴谋：“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趁机捣乱。”在包括此信在内的统战工作影响下，王以哲坚定了联共抗日反蒋的决心，张学良也对蒋介石的分化阴谋更为警惕，从而为西安事变的爆发添加了诱因。在西安事变爆发当日，王以哲拍发电报给毛泽东、周恩来等，表明“全国抗日民族解放大有机会搏斗”，即可看出毛泽东致信中“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等传播内容已对王以哲的态度产生明显影响。

毛泽东又于1936年9月22日致信时任甘肃省主席于学忠，主要阐明在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之际，希望由蒋介石派出堵截红军的于学忠五十一军能够坚持抗日政策，停止与红军交战。信中称赞于学忠“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点出于学忠先前任河北省主席时坚持抗战、对日强硬的民族气节，向于学忠表明红军拯救民族危亡的抗战方针，且双方具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联合基础，因此两军需通力合作而不是自相残杀。1936年12月11日西安事变爆发前，张学良特向全体东北军将领表示，如果被扣押，东北军由于学忠指挥。于学忠则回应：“要干就得干到底，不可半途而废。”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和于学忠此时在立场上已完全一致。毛泽东此信的传播协助促进了东北军内部的进一步团结。

/二、构筑抗战同心：书信对西北地方实力派和宋哲元的团结

对西北地方实力派和西北军系统的争取是毛泽东通过书信对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的重要内容。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致地方实力派的首信即是致杨虎城。杨虎城、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握有重兵，试图掌控陕甘、华北实际军政权力，既秉持民族大义，又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存有较深隔阂。书信传播等统战实践如能促使西北、华北地方实力派联共抗日，就能有效分化国民党内部反共势力，巩固陕北苏区及周边地区形势，达成一致抗日的战略目标。

（一）助推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

1936年初，毛泽东以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信陕西爱国将领高桂滋。信件内容主要是称赞高桂滋部八十四师长城抗战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并敦促八十四师停止“剿共”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信中体现瓦窑堡会议的决议精神，对于抗日反蒋提出明确要求。信中谈道：“与红军为敌，谅出于卖国贼首蒋介石之驱迫，转旆击贼，则前事消忘。”指出陕西地方实力派和小军阀之所以参加“剿共”，实则是蒋介石国民政府采用政治和军事等手段逼迫的结果，只要八十四师联合抗日，则既往不咎，“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在信中毛泽东准确地判断出陕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之间巨大的离心力及陕西军阀之间的政治纷争。自辛亥革命始，“陕西近十数年来，已完全卷入中国各派军阀明争暗斗的漩涡之中”，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影响力难以辐射到陕西地方尤其是陕北。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在长城抗战中表现英勇，且“围剿”时部队防区与陕北苏区相接，又与“榆林王”井岳秀部存在矛盾。因此高部八十四师成为中共中央联络团结的首要统战对象。

在信中毛泽东将与八十四师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谈判条款列为八条，涉及到国内的条款均围绕秘密商讨联合抗日讨蒋以及讨伐陕北井岳秀部展开，涉及到国际的条款则指向联苏抗日。书信首要目的即为分化敌人，减轻“围剿”压力，以达成共同抗日目的。在此信及其他联络方式沟通下，红军与八十四师双方秘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促进了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对杨虎城的统战更是毛泽东书信对陕西地方实力派传播统战思想的重点。自1933年以来，杨虎城在杜斌丞的提议下对联共抗日反蒋表示赞同。1933年6月24日，杨虎城部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了秘密互不侵犯协定，1935年又派杜斌丞联络中共地下党员徐彬如谈及响应福建事变的“大西北计划”，意图反蒋。1935年12月5日，在蒋介石设“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围剿陕北中央红军的形势下，毛泽东、彭德怀致信杨虎城，提出要与杨虎城“共商抗日讨蒋大计”。信中写道：“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指出日本和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均为红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共同敌人。杨虎城先需自保，只有一起组成抗日联军才是救亡图存之上策。此信有探询杨虎城抗日意愿，分化十七路军与东北军、马家军等“剿共”实力派的内涵。在书信所传播的抗日思想的打动下，杨虎城表示：“在抗战的前提下愿意建立双方的合作关系”，并根据信件的内容向中共中央信使汪锋提出自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顾虑，如红四方面军进攻汉中地区招致十七路军不满及红二十五军处死十七路军张汉民等事件，在汪锋解释下，杨虎城了解到以上事件都是“出于误会”。此信的传播消除了杨对红军的一部分疑虑。杨虎城在“毛主席抗日主张的感召下，取得原则上一致意见”，初步构建起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基础。此后，中共中央从杜斌丞处了解到蒋杨之间存在着极深的矛盾及十七路军与东北军的关系等基本情况，从而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在西安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分别致信杨虎城及杜斌丞等，希望进一步与杨虎城展开斡旋。毛泽东信中向杨虎城表示：“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中共中央之所以望杨虎城表示确切态度，主要是因为杨对联共抗日反蒋的态度未明确表达，“然为敌为友，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可见，中共中央对杨虎城明确表露联共抗日反蒋的犹豫和顾虑是有预判的，但同时也认为当下“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因此毛泽东借此信明示中共中央的心迹，敦促杨虎城明确表态，具体措施就是在西安建立红军联络处，“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毛泽东在致杜斌丞信中写道：“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提示杨虎城需在坚定联共抗战信念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进一步推动对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争取。中共中央通过信件和其他联络方式进行沟通，促使杨虎城将有关于蒋介石重要的军事部署口头告诉中共中央信使张文彬。自红军联络处建立后，杨、杜积极协助中共在西安开展救亡运动。杨虎城部的联共抗日反蒋倾向益发明显，且经过“艳晚事件”，东北军和杨虎城部逐步走向团结，最终导致西安事变的爆发。中共中央通过书信等方式的联络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具有一定程度的促动作用。

（二）促进巩固华北抗战形势

毛泽东书信也向与杨虎城名义上同属西北军的爱国将领宋哲元和冯玉祥展开统战工作。相关信件传达中共中央对二人联共抗日倾向的支持。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信时任华北军政首脑的宋哲元。毛泽东回顾了1925年李大钊到西北军后，冯玉祥在西北军设立政治部联俄联共的历史。尽管大革命结束后，因冯玉祥清党，不少共产党员离开西北军，但是仍有未公开的党员留在宋哲元部。毛泽东认为，宋哲元部需“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此信向宋哲元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其联共抗日政策的支持与信任，并称赞宋哲元在华北事变中表现出的民族大义，“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指出在日伪进逼绥远之际，西北军需与红军及民众一起保持此种民族气节，共同抵抗日伪得寸进尺的侵略。并进一步说明红军力量壮大，红军主力即将完成汇合，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非空谈，由此来坚定宋哲元联共抗日的信心。“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此处所说的国际联系已有把握是指红军已获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1936年7月21日，共产国际讨论并同意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放弃了将扩大苏维埃运动同反帝运动相结合的政策。毛泽东在信中提出派张经武与宋商议规划具体方案，即常驻联络代表之事，并提议宋哲元与傅作义、韩复榘、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加之毛泽东致信联络杨虎城、张学良等地方实力派，红军可以此实现与北方地方实力派联合抗日并逼迫蒋介石解除对陕北苏区的“围剿”之势。对于毛泽东致信，在笔者所见资料中并无宋哲元的直接回应。但可根据宋哲元的行动进行判断，1936年9月11日，在中共特派联络员沟通下，宋哲元亲自签字释放61名遭奉军关押的共产党员。此举可视作宋哲元对中共中央统战宣传的不打内战、联合抗日等内容的积极回应。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宋哲元对日伪侵略要求“拖而不理”，“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在当时华北险恶形势之下，宋哲元这一态度难能可贵，毛泽东致信等一系列中共中央统战传播工作的成效不可忽视。

除致信西北军实权人物宋哲元外，1936年12月5日毛泽东还致信西北军元老冯玉祥商议逼蒋抗日之事。在1933年8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部取消后，冯玉祥到泰山隐居。在此期间，冯和部下、学者时常讨论抗日救国问题和国际形势，1935年11月又至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仍秉持抗日救亡理念，对何应钦等亲日派持抵触态度。毛泽东一向认为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的抗日活动有助于分化国民党，削弱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曾指出国民党营垒的内部分裂“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这种情况，基本地来说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此，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红军的抗日理念与冯玉祥不谋而合，凭借冯玉祥在察哈尔抗战救亡中所积累的声势及威名，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达到“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的效果，如停止内战，解除蒋介石对陕北的围困，红军将与地方实力派部队一起参加绥远抗战。中共的抗日救国纲领即《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此前已传递给冯玉祥浏览，毛泽东并在信中向冯玉祥征询对于救国纲领的意见，期冀冯玉祥能够秉持民族大义，与红军展开合作救亡。在国内形势变化及毛泽东去信等统战工作的激发下，冯玉祥联共抗日的态度日益明朗。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冯玉祥同宋庆龄等13人提出《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主张国共两党团结抗日，有效地促进了南京国民政府转向第二次国共合作。

/三、助力分化敌方营垒：书信对晋系、桂系的统战斡旋

除对本就具有抗日倾向的东北军、西北军及十七路军等地方实力派进行说服及感化外，毛泽东还通过书信传播等统战方式，尝试利用地方实力派与蒋权力争夺的矛盾，将对中共态度游移不定的阎锡山晋系及李宗仁、白崇禧桂系等地方实力派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加剧阎蒋分化，促进构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向阎锡山宣布红军回到陕北后将停止与晋绥军作战，号召两军联合一致，抗日反蒋。1936年2月红军东渡黄河与晋绥军作战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动摇阎锡山在山西的根基，“打倒阎锡山，保卫抗日根据地”，“第一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并减轻晋绥军对陕北吴堡、神木、府谷的军事压力，巩固陕北苏区。但至1936年4月，面对山西、陕甘蒋介石调集重兵的军事态势，“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且刘志丹也在晋西三交的战斗中牺牲，因此红军西渡黄河，撤回陕北苏区。此种形势下，需开展对阎锡山晋系的统战工作，分化晋系和南京国民政府，“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

若要晋系从“拥蒋、防蒋”转向抗日反蒋，首先需加剧阎与蒋的不和。信中谈道：“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此言恰好切中阎锡山在军事方面对蒋的防范之心。有研究表明，自1928年起，阎蒋就为争夺阎锡山的部属李生达而明争暗斗。其后，李生达被蒋拉拢，与蒋介石亲信来往密切，成为蒋安插在晋绥军内的棋子。红军东征后，蒋派出大量部队入晋，对阎锡山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1936年5月，在红军西渡后，蒋就将李生达任命为陕甘晋绥四省“剿匪”副总指挥，意图将晋绥军主力带往陕西，架空阎锡山。毛泽东凭借精准的判断和可靠信息来源，“侧闻”蒋对阎的倾轧，提醒阎锡山在晋绥军入陕时要注意蒋的监视和分化，从而激起阎对蒋的愤恨，进而提议“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阎锡山虽无直接回应，但在此信和其他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影响下，也对中共中央的抗日反蒋号召产生了一定共鸣。1936年6月20日，阎撰文评论道：“今日国家之所以乱，社会之所以不安，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公道不彰的缘故。所以我们为救国家救社会，就非把这个国家社会的核心——‘公道’，建立起来不可。”意指国家危亡主要源于社会不公。就如何解决社会不公问题，阎提出需“建立社会公道”，“在将来，再改革杀人强盗的社会制度，建立合乎公道的社会制度”，明确指向国民政府体制崩坏。此前阎为防止兵权旁落，谋划李生达在西渡入陕前被刺。阎为了抵御蒋对山西的染指，需寻求牵制者，而此时红军就是最合适的“合作”对象。1936年7月20日，阎在讲话中引用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名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进行了呼应，指出：“一个民族中的各分子，人人都能负责，则此民族必强，人人都不负责，民族必亡。国是我们大家的国”，“所以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是我们大家所应同负的”，将中国共产党人视为全民族抗日救亡的合作者。此后中共中央任命彭雪枫为太原办事处主任，奠定了红军和晋系秘密联络抗日的基础。蒋的势力在山西的扩张被遏制。阎锡山的“自保”在红军的统战下得以完成。

1936年初，在察东沦陷后，日本政府提出将“内蒙工作”列入“国策”。1936年2月12日，日本在察哈尔化德扶植德王建立“蒙古军政府”，此后德王又与伪满缔结“满蒙协定”。日本关东军及内蒙德王伪军势力窥觑晋系控制下的绥远，蠢蠢欲动。1936年春，关东军动用特务机关对傅作义进行策反，归绥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频繁要求与傅作义见面商议订立“防共协定”之事，并提出关东军可以帮助傅作义“澄清绥远的局面，使绥远自主”。1936年8月，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前往绥远对傅作义进行游说，强调“防共”并“鼓吹割据”与德王合作，而蒋和阎又怕影响中日关系而让傅忍让。由此，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信时任绥远省主席傅作义，谈及绥远抗日。信中说道：“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毛泽东在此向傅作义提示，如执行不抵抗政策，内蒙很可能会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为了坚定傅作义抗日的决心并使其不被日伪拉拢，毛泽东特在信中谈道：“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信中指出保卫绥远是民族大义所趋，傅作义作为晋系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民族危亡之际，有必要联共抗日，担负起保卫华北和西北的责任，并提出红军可进行支援，“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尝试坚定傅作义抵抗日伪之信心。在对救亡形势进行反复估量后，傅作义拒绝日伪拉拢，从而挫败了关东军妄图在绥远进行分化的阴谋。

在西安事变发生后，1936年12月22日毛泽东又致信阎锡山，商议宁陕调停之事。阎锡山之所以愿与红军一起参与调停之事，并提出反对内战，“共维大局”之思路，原因在于日伪军早在1936年11月就已开始进攻绥远，傅作义、赵承绶等参加绥远抗战。对晋系来说，在西安事变发生前蒋阎仍在为是否收复张北进行商议。阎锡山注重“防蒋”而不彻底反蒋，绥远抗战已使蒋介石和阎锡山步调趋于一致。阎并不希望东北军、十七路军与南京国民政府发生内战，给日伪以可乘之机。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战争范围扩大，所需于我公协助之处甚多。”显然，在毛泽东看来，若南京方面加速进攻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则对构建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极为不利。毛泽东意为争取晋系积极抗日以调停陕宁冲突，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参加统一战线解决西安事变已成为中共中央和晋系的共同主张。信中毛泽东还提出建立电台以实现晋陕通信，约定双方武装互不过河，恢复晋陕经济通商，建立徒步通信站等措施以求建立统一战线。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对阎的统战计划得以进一步实施，此信也有一定影响。1936年12月25日，阎在讲话中表示全民族联合抗战的意愿：“说到敌人是拿上他们国里全体人民的财力，购上飞机大炮来侵略我们的话，我们也应当拿上全民众的财力去抵抗。你们想想，一村遇有土匪，能合全村人民抵抗，难到说一省一国遇有外患，就不能合起来抵抗么?”阎开始回应中共中央的要求。据资料记载，通商、徒步通信站及共产党员通过山西等问题此后得以解决，大量小米、小麦、面粉、布匹等物资经由山西运往陕北苏区，解决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物资短缺的问题。在包括书信传播在内的统战工作影响下，阎锡山“表示赞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此外还释放了王若飞及其他政治犯，但也保留了其一贯圆滑的政治手腕，宣称“只说抗敌，不说抗日”。193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在太原设立电台，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情报工作空前活跃。中共中央通过书信传播等统战工作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再次进入山西抗战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促发桂系向“逼蒋抗日”转化

1936年5月，因国民党元老、两广实力派人物胡汉民去世，蒋介石意欲倾轧两广实力派，两广事变爆发。中共中央随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秘密展开联络。9月初，蒋桂双方就时局达成协议，两广事变和平解决，桂系与蒋的斗争告一段落。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中央需进一步开展对桂系的统战工作，以明确桂系对联共抗日的态度，而书信是较为适宜的媒介之一。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致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商讨。

此书信的主要内容是根据蒋桂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后所商定的抗日协议，提出红军建立统一战线的方案，即《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号召桂系逼蒋抗日。中共中央已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对蒋应“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因此，桂系和其他地方实力派应呼吁蒋介石，“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信中将桂系与蒋一触即发的战势和蒋的陕北“剿共”相提并论，目的是为了激起李济深和桂系对中国共产党的共情之心。信中行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提出要与李济深及桂系签订抗日救国协定，“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由此激发桂系和其他地方实力派的民族大义和责任。此信最大的影响是促使李济深在前期统战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接受中共中央的主张和建议。李济深通过云广英回应了毛泽东的来信，提出要“诚意同我党合作进行抗日救国。还表示在今后的行动上同红军密切合作”。

毛泽东的书信传播和中共中央的其他统战工作，对桂系向“逼蒋抗日”转变产生一定影响。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桂系经商讨后发出通电，主张南京应该接受张、杨的请求，但要求张、杨先释放蒋介石，其对西安事变的解决思路与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解决方针有类似之处，可看出受到中共中央从“局部抗日统一战线”转向“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其中毛泽东致信内容也起到了部分助推作用。桂系的表态帮助稳定了西安事变后混乱的形势，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做出了贡献。

/四、因势利导：书信的传播策略及其效用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内形势风云诡谲，毛泽东在致信地方实力派时创新地运用了多种传播策略。中共中央运用这些传播策略开展的一系列统战工作，突出救国共情效应，助力分化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的关系，并促进瓦解蒋介石对陕北苏区的“围剿”，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起到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围绕书信所体现的传播策略及其对地方实力派的效用，大致有如下几点以供探讨。

（一）灵活制定统战主题

自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书信传播的主题历经多次改变，而这些改变均与时局变化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立即调动20万东北军前往陕北“剿共”，并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中央红军面临着被包围、失去立足点的巨大军事压力。此时书信对地方实力派传播的统战主题继续沿用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实行的“抗日反蒋”方针，重点通过宣传团结杨虎城等陕西地方实力派军队，“既达三秦，愿求同志”，以求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对陕北苏区的军事行动，巩固中央红军在陕北的立足点。1935年底，在东北军接连被红军打败后，红军面临的形势出现变化，张学良意识到红军是一支不可小觑的革命力量，萌生与红军停战之想法。再加之一二九运动等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毛泽东书信中的统战主题根据形势灵活地转变为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相互加强联络，联共抗日，促进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合，为时局转换创造有利条件。1936年5月，阎蒋展开权力斗争，毛泽东书信的统战主题又体现出联络晋系建立共同抗日战线，遏制蒋在山西扩张势力的特点。1936年始自日伪谋划入侵绥远形成中日关系危机后，国内形势益发紧张，为毛泽东通过书信对全国各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实践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如1936年8月13日至14日，毛泽东同时致信傅作义、宋哲元、杜斌丞、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及宋子文、易礼容等进行统战工作。书信内容以追溯“八一三”抗战记忆、唤醒地方实力派的民族救亡意识为契机，变换统战主题为“逼蒋抗日”，向地方实力派指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同时警醒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0月，红军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蒋介石派遣胡宗南和马步芳部等围堵红军。红军积极备战。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联名向蒋及西北、晋绥各地方实力派发出公开信，指出红军会师乃是“拟与诸先生所部共赴国防前线，合力抗战”，因此蒋对红军的“围剿”毫无道理。表露出红军誓与决心抗日者合作到底，但不向蒋和地方实力派妥协的统战主题。“现在集全国精锐于一处，用以抗击诸先生的师出无名和内部充满停战抗日情绪的部队，胜负之数，即诸先生亦当了然”，展示红军的道义和实力。

综上所述，毛泽东书信根据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之间的政治关系灵活制定传播主题。每当蒋介石利用军事和政治手段对地方实力派进行分化，企图攘夺地方实力派的权力时，毛泽东往往采用书信等形式向地方实力派宣传我党的立场，利用地方实力派对被蒋倾轧的忧虑，因势利导地进行争取，促使地方实力派提升认识，走到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正确路线上来。至西安事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在对地方实力派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宣传方面就已取得很大成效。国共第二次合作一定程度上是由包括毛泽东书信统战实践在内的中共中央统战工作推动形成的。

（二）广泛应用精准传播方式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各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力量在全国拥有相当影响。如这些地方实力派在军事上进行联合抗日，除有效达到抗日救亡的目标外，还将极大改变国民党内政治势力版图。毛泽东致地方实力派的书信通过精准的点对点传播方式，尝试在军事上将对联共抗日态度不一的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借助书信传播及其他统战形式，中共中央逐步向实现联合各地方实力派成为抗日军事力量的整体目标迈进。

在1935年底毛泽东致杨虎城信中，首次提出为了“主持抗日讨蒋大计”，需“共组联军，并设国防政府”。致杨虎城第二封信中提到“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致东北军公开信中提到“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信件中所体现的初步设想是联合西北各地方实力派及军阀组成抗日联军。在致高桂滋信中写到：“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在致杜斌丞信中也说道：“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这一精准传播策略的直接影响是，十九路军、东北军和红军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组成西北抗日联军进行抗日救国活动，虽然西北抗日联军最终在苏联指示的“联蒋抗日”路线下瓦解，但也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除联合西北地方实力派外，毛泽东此后在书信中还对北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传播工作中提出成立联合战线的设想：“鲁韩绥傅晋阎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书信中内容表明：毛泽东在考虑组建北方联合战线时，尤为重视宋哲元二十九军。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信中谈道：“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把联合宋哲元和阎锡山、傅作义的军队作为构建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要任务。对晋系点对点的精准传播也收到了较好成效，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前，阎锡山已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联络，互通信息。晋系与西北地方实力派达成默契。书信的精准传播助力加速了党与地方实力派的抗日军事联合。

（三）保证与地方实力派的有效联络沟通

综观毛泽东致地方实力派书信的传播路径及内容，中共中央采用了多种方式来保证双方产生有效联络互动，由此巩固了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成效。

一是特派联络代表携信商议。联络代表通常为中共特派员。如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派中共中央特派员汪锋携信至杨虎城处谈判。1936年8月13日致杨虎城第二封信时派出红军联络代表张文彬前往杨虎城处商订通信问题。1936年毛泽东在致信宋哲元时，则派张经武为联络代表携信进行接洽。1936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第二次致信阎锡山时，托宋绍林将信带给阎锡山。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彭雪枫在中共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通信联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1月25日，彭雪枫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函，敦促东北军联共抗日。1936年9月，彭雪枫化名彭雨峰受毛泽东派遣持信函至于学忠处进行联络，对东北军联共抗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绥远抗战之时，毛泽东特遣彭雪枫持信与傅作义接洽，商讨共同抗击日伪及与红军建立直接通讯联系之事，同时信中又托傅作义将彭雪枫介绍至阎锡山处进行联络，以便明晰阎锡山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意图。1936年11月，彭雪枫受中共中央指派前往太原开展统战工作，随后在西安事变爆发后说服阎锡山采取合作态度，并在太原建立电台和晋陕通商等事项上取得突破，为红军奔赴华北抗日战场创造了有利条件。联络代表有时为地方实力派人员。红军需与地方实力派和谈时，有时则委托地方实力派方面人员携信交流。如毛泽东在1936年5月25日致信阎锡山时，即托被红军俘获的晋绥军将领郭登瀛带回信函，以向阎锡山表示停战和解，抗日反蒋之意。又如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即托桂系钱寿康携至李济深、李宗仁处阅览。钱寿康还沟通红军和桂系联络签订《抗日救国协定》之事。中共中央之所以委托地方实力派人员携信联络，是因为一些顽固的地方实力派对中共的统战政策、抗日纲领、军事力量以及党的指导思想存有误解甚至敌意，中共中央委托对方人员携信较易获得信任，从而使书信中的统战理念更易被地方实力派接受，以达保持联络的目的。

二是书信内容告知地方实力派设立通信联络，以确保双方能保持长期联系。如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致杨虎城信中，提到“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随之，中共中央在西安建立红军联络站，以方便物资转运及地下党、红军干部往来。此红军联络站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改为著名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又如在毛泽东与阎锡山进行通信协商后，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太原设立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统战对象为晋军部分高级将领、军政教育界著名人士、中外记者及教员和来访学生等。通过这些与地方实力派商议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和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特派代表广泛深入民众，与地方实力派将领和民主人士磋商抗日战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与抗日游击战争方针，并协助红军干部和进步人士前往苏区，有效地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

/五、结语

自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始，如何使红军在陕北获得立足点、解除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军队对陕北苏区的“围剿”成为当务之急。毛泽东以书信作为联络形式对各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属于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统战方式。中共中央通过包括书信联络在内的各种统战方式对地方实力派进行争取，对于中国共产党高扬民族大义，实现一致抗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推动中国共产党在道义和意识形态方面影响力逐步扩大。书信等联络方式同时也秘密团结地方实力派改变国民党内权力版图，使国民党内各派系减少对中国共产党的敌对行动。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就完成了对蒋介石试图一统国民党内各派系努力的部分消解，其中就有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对地方实力派进行频繁通信联络及会谈的贡献。虽此后国共第二次合作促使各地方实力派团结在蒋的周围进行抗战，但部分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的离心倾向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因为蒋不断扩大反共活动而埋下联共投诚的伏笔。这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统战和情报工作更为如鱼得水，最终为一些地方实力派部队的起义奠定了基础。如冯玉祥、宋哲元旧部、爱国将领高树勋因深受原西北军联共抗日活动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下，于1945年10月率部在邯郸举行起义，加速了平汉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队向华北解放区的推进被阻滞。毛泽东、朱德发电祝贺，并开展“高树勋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以高树勋部为榜样发动起义，对此后解放战争中对敌策反工作具有较大启示。1935至1937年间毛泽东书信对地方实力派的传播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战实践的杰出范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势力统战工作的成功开展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