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我革命”概念溯源

习近平指出：“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因而，“自我革命”概念溯源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探寻。

（一）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自我革命”的意蕴与指向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党的自我革命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丰富思想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我革命”概念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以唯物辩证法作为哲学基础，本质上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自我革命生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马克思恩格斯一直走在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道路上，以批判为武器，坚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科学立场，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当时的社会制度、错误思潮和各种流派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批判性不仅表现在同资本主义以及各种错误思潮作坚决斗争上，而且突出表现在对自身不合理的成分和错误倾向进行批判上。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正确对待自身问题，敢于“经常自我批判”“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这实际上指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过程中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不断查找政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错误和不足，并加以及时纠正。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经常自我批判”的思想，强调通过“自我批评”来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这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不是隐讳自己运动中的弱点，而是公开地批评这些弱点，以便迅速而彻底地克服它们”。概言之，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以经常批判性的眼光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敢于坚持真理，勇于刀刃向内，在不断革除自身弊端过程中纠正错误、实现自我革新和超越，才能顺利实现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延续了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自我革命的基因。

自我革命生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理论武装革命的政党，革命的理论塑造党的革命属性。无产阶级自产生之日起就遭受着剥削和压迫，因此决定了它的阶级本性必然是彻底的、最具革命性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革命是社会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为革命而诞生、为实现马克思主义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政党，任务就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但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并非“一次革命论”者，即便在取得政权之后，无产阶级还要利用自己的政权继续不断革命，不止步于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胜利，还有更宏伟的社会革命理想。又因为社会革命不同于疾风骤雨般的政治革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必须进行与这种革命相适应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完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这里的“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实际就是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对自身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完善，追求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体现。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文本中，并未直接使用过“自我革命”概念，也未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自我革命理论进行过系统的理论阐述和实践论证，但他们在论述“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已经隐含着“自我革命”的意蕴。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不仅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且包含始终贯穿其中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质。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语境中“自我革命”的缘起和孕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革故鼎新的精神气质、慎独自省的修身文化、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为自我革命的提出孕育了良机。“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是中华民族创新求变、昂扬向上、赓续发展的文化基因。在先贤的诸多经典中，关于革故鼎新、求新求变的思想和论述屡见不鲜。革命二字早在《周易》中便已出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革新、变化，有其恰当的时机，有其发展的法则，因时而变，如同朝代更迭，除旧布新。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历朝历代始终保持着变革创新的文化特质，倡导政治上的变法改革、风俗上的移风化俗、治学上的精进不止等等，把创新和变革贯彻到各个领域。历史证明，不进行自我革命，就会被革命。一个国家或政党如果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则会日益衰弱，只有顺应时势，不断革故鼎新、守正创新，才能不断取得发展和进步。中华民族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中国共产党敢于自我革命、始终追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目标内在契合。慎独自省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美德伦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络”。诸子百家高度重视躬身自省的修身之道，通过内心省察来对自己的道德和行为进行辨识与审视，并主动改过自新。《论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主张对自身进行自察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直接明了道出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检视自己要成为常态化。《孟子·离娄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这也是在时刻提醒要自我反省。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强调学会反思自身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墨子著《修身》中曰：“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非常重视自省修身。可以看出，在中国代表性的传统学派思想体系里，中华民族保持着对于个体品德锤炼与内心省察追求，与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勇于改过的崇高政治品格相呼应，涵养了共产党人的“心学”。“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最早出自《左传·襄公十一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等一系列古训，都同样强调了当人们处于安逸的环境中时要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潜在危难和祸患。鉴于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教训，我们要以夕惕若厉的状态重视国家建设，时刻保持如临危境、积极进取、不敢稍歇的态度。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居安思危意识与中国共产党底线思维的认识内在契合。中国共产党是在国家危难时期成立的，是在中华民族遭受屈辱和磨难中成长的，本身就带有传统的忧国忧民情结，即便在已经取得重大历史成就的今天，依然以自我革命精神防范长期执政条件下的各种风险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质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化育在中华民族的血肉里，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提供了丰润滋养。

/二、“自我革命”概念的演进历程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特别注重自我革新、自我革命，从成立之初便开启了自我革命的艰辛探索。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中央及地方文件和历史文献中，“自我革命”概念的表述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异。因此，梳理“自我革命”概念的演进历程，有利于明晰“自我革命”的来龙去脉和科学内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我革命”概念的萌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新加入的共产党员大多出身于农民，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如何凝聚思想共识，清除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任。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思想建党，勇于坚持真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党内的错误思想、路线和行为作斗争，从而达到思想上的纯洁，推动全党在思想上实现统一。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在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每位党员“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这表明党在创立之始就嵌入了自我革命的基因。1923年，党的三大相关文献中首次出现了“批评”的概念表述，此后在《中央通告第七号》中具体提出了“自我批评”的要求。第一次国民革命失败后，1927年党中央召开“八七会议”检讨党的工作，及时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同时也确立了党内自我纠偏的优良传统，这是党在早期探索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危急关头的一次自我革命。1935年，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受挫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同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进行彻底斗争，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的一个优秀范本。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创造性地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作为一次“思想上的革命”，清除了党内各种不良思想，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开启了党内集中教育之先河，治理了党内出现的不健康风气，促进了党内思想的空前团结统一，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次成功的自我改造蓝本。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领导革命以来产生的各种错误思想、错误路线进行清算，深刻剖析产生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并对十年间成绩和不足作出了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现了自我革命的客观性和彻底性。1949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谋划筹建新中国，要求全党不断进行思想革命，提出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问题以及“两个务必”的警钟，告诫全党干部要保持清醒头脑、筑牢思想防线，担负好新的历史重任。这一时期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自我革命”的概念，但可以清晰看出，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思想上肃清流毒，不断克服和纠正各种错误倾向，于一次次自我净化之中实现全党的思想同频、行动同步。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以思想革命为主要内容的“自我革命”概念的萌芽期，其内涵已初显。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自我革命”概念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转为全国执政，一些党员干部出现“革命到头论”的思想，开始滋生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甚至出现了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腐化堕落现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面党内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等问题，采取了以纠偏整饬为主的一系列自我革命措施，提出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以“严肃”“纠错”“抢救”为主线，先后开展多次较大意义的整风整党运动。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要严格整顿全党作风，并要求把整顿干部作风放在首位。1951年至1954年，对照中国共产党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党中央开启了为期三年的“整党运动”，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对党内毒瘤进行有效清理，纯洁党的队伍，保障了党的肌体健康。在“三反”运动中，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清除干部队伍的蛀虫，纠正了党内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激浊扬清、自我净化，震慑了党内贪污腐败分子。毛泽东亲批判处刘青山、张子善两大贪官死刑，这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典型案件，自我革命概念呼之欲出。195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进行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运动”。从“自我批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等“整党整风”的话语叙事中可以探查出中国共产党在作风磨砺上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1958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祖年、题为《自我革命》的文章里写道：“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迫切要求，是来一个政治思想上的自我革命”。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充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针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走的弯路和出现的失误，直面问题，主动改正错误，纠正思想偏差，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会后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正如毛泽东强调说，对待过去的错误“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1963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江苏省委向党中央提交的《关于向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试读讲解中央两个文件的情况报告》中写道：“广大干部、群众把中央这两个文件，称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好章程’，干部自我革命的‘好镜子’。”毛泽东对此报告批示转发：“要随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给予指导。”这里的“自我革命”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要澄清一些思想疑虑，预防党的领导干部变质。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界人士，应当“根据毛主席的六条政治标准，提高觉悟，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进一步实行自我革命，逐步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脱离原来的阶级”；他谈巩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时也指出：最重要的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谁拥护革命，努力自我革命，就一定能够得到人民的谅解和照顾”。这里的“自我革命”主要指通过对政治思想领域的自我改造，凝聚思想共识，最终服务于人民。以上这一系列举措大大改善了党内政治生态、有效纯洁了党的组织肌体，有力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可见，这一时期已正式提出了“自我革命”的概念，其内涵是指以整治纠察为重点的作风革命和以自我纠错为核心的政治思想革命。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自我革命”概念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对一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做法规定进行改革。邓小平最早把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隐含了深刻的自我革新之意。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引起的社会变革广度和深度是十分广泛而深远的。所以，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需要党在领导社会革命过程中必须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升级，换言之，改革开放也是一场自我革命。那么，首当其冲要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始破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掀起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通过自我纠正、自我革新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推动全党范围的思想大解放。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显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邓小平为革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习惯，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四化”和精简组织机构等举措。“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这种对体制的革命要是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譬如，在“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问题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首先要‘自我革命’，要突破……政府少管一点，让企业自主经营”。这表明“政府权力机构的自我剥夺和自我革命，已经到了非进行不可的时候了，”必须在经济体制改革有所新突破的同时，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本质是实现政治现代化而进行的自我革命，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时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目标的引领下，我国经济实力得到历史性提升，但随之出现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比较软的现象”，必须“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邓小平认为党的建设要走“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通过法制建设惩治腐败、推进廉政建设，重视提高党员素质和对党员的严格教育管理。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把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将注重制度建设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管党治党的重要方略；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提出“依靠体制创新抑制腐败现象”，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带头廉洁自律。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重视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提出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执政党。”虽然这些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中没有“自我革命”的字眼，但处处体现着“自我革命”概念的意涵，彰显中国共产党对于党的建设和自我革命认识的不断深化。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评论：“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政治文明进步的每一个脚印，都伴随着执政党的自我完善”。可见，这一时期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重心放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我革命”概念不仅体现在从严治党上，还体现在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改革为主要内容的体制机制改革上，外延得以拓展。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自我革命”概念的定型

进入新时代以来，“自我革命”一词在多种场景中被高频使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广泛地将“自我革命”概念应用到党的自身建设，并提出了“党的自我革命”概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新性发展。

“自我革命”最初是应用在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中，被赋予了破解改革难题的功能性语义。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四点明确指出要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这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攸关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变革。2015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提出应从利于改革大局出发调整利益关系，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全面深化改革目的是清除不利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触及深层矛盾，破除利益藩篱，实质上也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因为只有坚持自我革命，才能不断推进改革进程，确保改革取得实效，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

“自我革命”概念明确聚焦到党的建设领域，将其视作管党治党的重要手段。2016年7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由此，衍生出“党的自我革命”的概念表达。2017年2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两个“最”字充分体现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的特点，在我们党众多品格和诸多优势中占有基础性和根本性地位。同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首次将“勇于自我革命”置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予以阐发，并正式将其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作为党的建设目标的五个要求之一，凸显了“自我革命”概念在党建领域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从此，“自我革命”成为党的建设领域专有的庄严用语。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把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进行强调，强调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党同时要面临的两项革命任务，必须同时推进。2018年1月，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必须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质言之，自我革命贯穿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全过程，是新时代牵引党的建设的主轴。2021年7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逐渐成为全党的意志和共识，是一种勇气、一种品格、一种精神、一种标志和特点。同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坚持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我们党百年来长期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从未间断，别的政党在一段时期或某一领域也许能够做到，但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始终如一进行自我革命。这就深刻揭示了过去我们党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奥秘。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了“窑洞之问”，创造性提出了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重要论断。通过对“自我革命”定位用词变化的梳理，可以看出党的自我革命愈来愈重要，逐渐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2022年1月，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中，针对自我革命提出了“六个必须”的原则性要求和“九个坚持”的规律性认识。在这次会议的公报中，党中央首次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说明“党的自我革命”语义逐渐由党的建设基础层面上升到关乎政党兴亡、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高度，其战略性、全局性和指导性不断凸显。同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2024年1月，习近平在二十届中纪委三次会议上系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以及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明确提出推进自我革命“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在这次会议的公报中，党中央首次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取得的新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由此可见，进入新时代以来，“自我革命”概念主要是指政党主体为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长期执政，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正视问题的决心和守正创新的态度，进行的全方位、深层次、多举措的自身建设，“自我革命”概念外延就定型在党建领域，专指全面从严治党。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自我革命”概念的演进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自我革命”经历了从“政治思想上的自我革命”到“组织作风上的自我革命”到“体制机制领域的自我革命”再到“党的自我革命”的概念嬗变和发展，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论的概念谱系，尤其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以“党的自我革命”为核心的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新颖性判断和创新性表述，建构了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

/三、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建构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和继承自我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和伟大实践，建构起党的自我革命的崭新话语。

（一）以“四个自我”阐明党的自我革命的核心话语

自我革命话语是中国共产党的独创性话语，必须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四个自我”作为一组概念，贯穿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的始终，构成了自我革命话语的核心表达，是勇于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和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指出把全面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提高“四个自我”能力上来，并强调要在“四个自我”上下功夫。自我净化“就是要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是自我革命的前提和基础；通过清除党员思想上的灰尘污垢，纠治执政党的不良风气，不断纯洁党的干部队伍，塑造党的健康肌体。自我净化作为“四自”能力之首，为实现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高打下坚实基础。自我完善“就是修复肌体、健全机制、丰富功能”，要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权力监督制约及运行机制。自我革新“就是与时俱进、自我超越”，革除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上的弊端，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各领域、全方位的创新。自我提高“就是要有新本领、新境界”，提高党的执政本领、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激发党组织的能量和活力向更高阶层迈进。“四个自我”的话语内涵中既有施药动刀的治病之法，又有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它们层层递进，破立并举，相辅相成，形成了从主动发现问题到全面解决问题再到创新提升自身能力的一个良性稳定的闭环，构成了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四梁八柱”，阐明了党的自我革命的核心话语。

（二）以“初心使命”诠释党的自我革命的价值话语

任何话语体系，只有其价值内核是“有营养的”，话语体系才会“枝繁叶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党的初心使命的话语内涵，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具体阐述，表明了初心使命的精神实质与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是完全相一致的，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鲜明的价值理念与追求。此后，初心与使命作为高频出现的政治概念，传递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矢志不移的信仰与奋斗追求。党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的理想追求和笃定的初心使命，就能不断强大，做到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初心使命蕴藏着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密码，是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的党魂。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因为，初心和使命并不是一经确立就永不消退，各种危害党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使命的危险无处不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是保证全体党员干部永不自满的关键。只有我们勇于自我革命，找差距、葆先进，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命，在革命性锻造中锤炼党性，才能保障党始终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一个饱经沧桑而初心不改的党，才能基业常青；一个铸就辉煌仍勇于自我革命的党，才能无坚不摧。”质言之，“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的价值坐标，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以“长期执政”阐释党的自我革命的目标话语

“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长期执政是所有政党的目标追求。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要让党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关乎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前途命运。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及历史周期率问题，体现了党的领袖对于党的长期执政的深谋远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毅力，纠治“四风”问题、克服“四个不纯”、解决“七个有之”、应对“四大考验”、战胜“四种危险”，提出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是继“人民监督”之后党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的话语新表达，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关键是防止执政党变质、变色、变味，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而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就是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重要法宝。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奋斗百余年来的一条宝贵历史经验，也是管党治党、兴党强党、长期执政的时代答案。基于对党内存在突出问题的深刻洞察，习近平在传承弘扬“两个务必”的基础上提出“三个务必”重要论断，这是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实现长期执政的宝贵经验，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强烈的使命担当、忧患意识和斗争精神。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习近平告诫全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我们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以自我革命回答“六个如何始终”，将自我革命视为破解治理大国难题、大党独有难题的密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规律的新认识。

（四）以“依规治党” 阐发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话语

实现自我革命并不能只靠自主和自觉，更要依靠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因为制度和法规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首次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战略部署，意味着将自我革命嵌入制度建设之中，长期有效且规范化开展，具体包括“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等要求，为推动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指明了方向。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话语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各类制度规范的整体表达。作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的语言载体与制度符号，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话语具备法律属性，以“法言法语”的严谨逻辑和理性表达，形塑自我革命话语；同时又强调政治属性，要求以鲜明政治立场和灵活丰富的“党言党语”传递政党意志，彰显党的自我革命的魄力和正确价值引导。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指出，“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再次凸显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蕴含的战略考量。党的自我革命从“概念”到“制度规范体系”的深化发展，体现了自我革命话语的体系化跃升。

综上所述，“四个自我”的核心话语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提供了认知党的自我革命的支点；“初心使命”的价值话语回答了“靠什么”的问题，揭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内源动力；“长期执政”的目标话语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突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必要性；“依规治党”的制度话语回答了“用什么”的问题，揭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倚仗。各个部分前后呼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建构了一套科学、全面、系统的党的自我革命的话语体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执政环境下对如何自我革命与如何管党治党的理论创造，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