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负责任大国的地位；用抗美援朝战争推动国内建设，又用国内建设保证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观。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重要时刻，重温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战。既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战争，也是一场美国政府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战争，更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对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战争。在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25日）的20天前，刚刚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当时有一个估计，认为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这次会议还决定当年一部分军队人员复员。

抗美援朝战争，也是中国政府想尽力避免，却被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场战争。1950年6月27日，美国决定出兵干涉朝鲜内政，还命令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侵略矛头不仅对准朝鲜，也指向了中国。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同一天，周恩来还发表了关于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这是中国政府为控制事态发展所作的第一个努力，美国政府却置若罔闻。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发生根本性逆转。10月1日，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为阻止战争事态向三八线以北扩大，在此前一天，中国政府就发出了严正警告。10月3日凌晨，周恩来又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正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然而，美国当局却一再无视中国这个刚刚赢得民族独立的主权国家的警告，10月7日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长驱直入，一直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这是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和平的严重挑战。中国人民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为了保卫自身安全与和平，只有挺身而出，“保卫中国，支援朝鲜”。

冷战结束后，一直有人刻意渲染这场战争是所谓“没有赢家的战争”。这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个铁的事实，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起点是位于中朝边境线的鸭绿江，而不是南北朝鲜的三八线。这里还回避了一个铁的事实，正是美国人看到中朝两国军队在战争中越战越强，才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终于以中朝两国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

第二，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负责任大国的地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在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斗争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始终持敌视和轻视的傲慢态度，这是导致他们在当时有关朝鲜半岛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战略性误判的重要原因。

抗美援朝战争，是决定新中国国际地位的关键一仗。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威风，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威，大长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志气。这一仗，不仅使新中国赢得了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也使美国领教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厉害。正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挂帅出征的彭德怀元帅所说：“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同时，抗美援朝战争也使当时的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刮目相看，使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人民欢欣鼓舞，使爱好和平、渴望发展的世界各国人民看到新的力量与希望。这是当年新中国励精图治，通过20多年不懈斗争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封锁遏制、迎来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门新局面最大的底气所在。

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难”。难在哪里？难就难在要和世界上头号强国作战，胜负未卜；难就难在军事成败关系到国家安宁，一发千钧；难就难在党内意见一时不能统一，各有道理；难就难在出兵统帅不好确定，颇费周折。从1950年10月2日到5日，中央召开了3次会议，专门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与此同时，朝鲜战场的局势也在瞬息万变。强敌压境，终于造成了这种局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这是党内终于形成出兵共识的决定性原因。

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从来没有看别人的脸色行事。解放战争是这样，抗美援朝决策也是这样。当然，中国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曾渴望得到苏联的先进装备和空军掩护，并且派周恩来去苏联同斯大林商谈，作了最大的努力。在现代化战争中，这对最大限度地减少军队伤亡、确保战争主动权，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当斯大林表示不能立即提供空军掩护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一致作出了出兵朝鲜的郑重决策。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出兵决策是独立自主地作出的，是保家卫国的需要，而且是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国难当头，中国人民宁可忍受最大的民族牺牲，也要誓死捍卫独立与和平。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体现出来的崇高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第三，抗美援朝战争在国内形成了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万众一心的生动局面，形成了努力生产、踊跃参军、捐钱捐物、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的震撼人心的宏大历史场面，成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加快恢复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强大动力，极大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把国内和朝鲜战场前线紧密联系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一股全民族的力量。当然，要赢得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艰苦战争，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抗美援朝战争的头八个月，的确给国内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军费开支占了财政开支的将近一半，极大地影响了其他事业的正常进行；美国等国的禁运封锁，使进出口贸易严重受阻；人心浮动，物资紧缺，物价上涨。毛泽东也看出，美国在和我们打一场长期消耗战，中国凭现有的力量又不可能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能不能经受住现代战争巨额的长期消耗，这是对新中国的严峻考验。

怎么办？中共中央采取了几项果断措施，终于在1951年下半年走出了困境。

一是在国内发起抗美援朝运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爱国的工商业家，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都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从1951年6月发起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以后，仅一年的时间，全国人民的捐款总额就可以买3710架战斗机。这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说过的话：“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二是开展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增产与节约，双管齐下。增产运动，把国内建设同支援前线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生产、坚守岗位，就是支援抗美援朝。在党政军部门厉行节约，先后开展了严惩腐败分子和不法资本家的“三反”“五反”运动。

三是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新方针，核心是在战争条件下解决好继续建设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估计到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决心以第二种情况为基点，进行部署安排。提出“国防第一”“市场第二”的正确方针，在“一切为了战争胜利”前提下，确保市场供应和金融物价稳定，工商业正常运转，人民生活不受大的影响。

1951年底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国内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9%，国家财政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出现10.9亿元的节余。到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三年初（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紧接着，又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中拉开帷幕。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53年2月才有可能宣布：“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

用抗美援朝战争推动国内建设，又用国内建设保证抗美援朝战争，这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观。在战争中，抗美援朝不但没有影响国内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国民经济恢复，反而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与大规模国家工业化建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与动员力极大提高。这证明了一条真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们的政治优势。”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把握发展规律，增强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作者简介：李捷 《求是》杂志社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