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谋划了许多富有哲理的政治策略。毛泽东政治策略思想的理论来源包括中国传统政治策略思想的熏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策略思想的启示;毛泽东政治策略思想的现实根据包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对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的教训的反思。毛泽东政治策略思想主要包括:将分清敌友作为革命的首要问题;给民众以物质利益和精神寄托,以动员民众参与革命与建设;采取既统一又独立、既团结又斗争的方式建立统一战线;因时代条件不同制定适宜的国际斗争原则等。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思想具有阶级性、人民性、中观性、相对性、灵活性、博弈性等特点。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思想具有多方面的现实价值:政治策略的谋划必须为工农大众服务,以民为本;政治策略必须以贯彻政治战略为目标;政治策略应根据政治战略的变化适时调整;政治策略的制定应防范风险。

关键词：毛泽东;政治策略;分清敌友;统一战线;博弈性;以民为本;风险防范;

基金：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毛泽东军事博弈思维研究”(CX20190424);

Keyword：Mao Zedong;political strategy;distinguishing between friends and enemies;the united front;game theory;people orientation;guard against risks;

Received：2020-08-20

政治策略相对于政治战略而言,是政治主体即政党或国家对于社会政治运作和政治生活中某一阶段局部的应对谋略;它是依据政治战略的基本要求,结合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大致安排和部署,是制定更为具体的政策的依据。作为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在领导人民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战略,拟定了许多具有现实根据、凸显哲理的政治策略思想。毛泽东政治策略是为实现政治战略目标而制定的对策、谋略,是政治战略转化为政策的中间环节,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展开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毛泽东曾说:“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1]1298这里涉及的策略主要是政治策略,把政治策略视为党的生命,足见毛泽东对政治策略的重视。

毛泽东政治策略思想既有其理论来源又有其现实依据。

一是中国传统政治策略思想的熏陶。中国历史上不少思想家在纵横捭阖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中奉献了许多充满智慧,令人拍案叫绝的策略、谋略。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国传统文化,熟读二十四史,做了不少的批注和点评,对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策略思想了然于胸,深受影响。笔者以为,给予毛泽东政治策略启示最大的莫过于以下这些:春秋时期老子的“取与之道”、“祸福之辨”,战国时期《庄子》的“螳螂黄雀”之训,《孟子》的“驱鱼驱雀”之论,纵横家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之说、苏代的“鹬蚌渔翁”之喻,西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降中对”,唐代李百药的“封建论”,姚崇的“十事要说”,北宋苏洵的“知势知理知节”论,明代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等。

毛泽东在研读二十四史和著书立说过程中,对上述策略大多作了点评和阐发,并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借鉴。他在读《三国志·诸葛亮传》时,对于诸葛亮的“隆中对”策略做了点评。作为一代贤相,诸葛亮辅政的蜀国并没有完成统一国家的大业,他本人也遗憾地“出师未捷身先死”。那么,诸葛亮及蜀国失误在哪里呢?普通人都认为“隆中对”策略为蜀国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对策,是难得的好谋略。毛泽东却认为蜀国没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原因就是它的失策。“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2]10作为一代军事理论家、战略家,毛泽东在指挥人民军队与敌争胜过程中,始终强调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各个敌人,反对分兵迎敌。

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策略思想的启示。

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思想还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启示。

《共产党宣言》提出的革命策略的引导。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从事革命,夺取政权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暴力革命,敢于斗争与注重革命形势变化相结合,当前斗争与长远目标相结合,民族独立与国际主义相统一,原则的坚定性和手段、方法的灵活性相结合,建立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资产阶级终将为更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所战胜和取代。而无产阶级要实现胜利,则必然要采取“暴力革命”的策略和方法。“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3]592马克思、恩格斯这种用暴力革命的途径来摧毁既有的社会制度,进而建立新的、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的策略也深受毛泽东的赞同。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列宁为领导俄国革命而制定的策略更是深刻地启发了毛泽东。在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共产党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过程中,列宁提出了必须建立一个掌握革命理论的坚强的党,善于抓主要矛盾,从关键环节入手,将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手段的灵活性相结合,把争取大多数作为战胜资产阶级的重要条件等策略。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为巩固新生的政权,列宁创造性地总结、概括了许多应对复杂局面、摆脱危机,促进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策略。主要包括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学习、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管理经验、资金、科学技术的策略;如何处理好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策略;应对国内外重大危机的策略。

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就直接来源于列宁。对于国共两党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既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又反对一切经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他确信,“‘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4]538这里引用的“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就出自列宁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

一是源自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思想源自对中国国情的调查和实际斗争中形成的经验。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5]921930年5月,毛泽东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5]113—114换言之,不进行认真的调查,并对调查获得的材料做出科学的概括、总结,就不能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因此,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思想正如他本人所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5]115因此,毛泽东政治策略思想来源于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实际的调查研究,来源于群众斗争的实践,来源于“实际经验”;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思想是在“反对本本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形成的。

二是源自对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教训的反思。毛泽东政治策略思想还源自毛泽东对实践行动中出现的错误和教训的深刻反思。比如,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公然发动武装政变,窃取大革命成果,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给革命事业和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固然有敌人力量强大、我党尚且弱小且理论和经验都存在不足等客观原因,但更为主要的原因是陈独秀等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通过对这一教训的深刻分析,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正确主张,认为我们党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领导权,要及时清除党内存在的右倾思想等。而这些反思恰恰是我们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再比如针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了王明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并指出这一错误倾向的危害性。实际上,无论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左”倾冒险主义,它们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无论在党内还是军队内部都需要时时防范,实时整改。也正因如此,毛泽东提出并执行了整风运动,整顿党内的错误思想,保持全党思想的高度一致,以科学的思想方针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

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思想博大精深,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各国共产党人都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先要开展政治革命,以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而要实现政治革命这一政治战略,则先要分清敌友,辨别谁是革命的领导者、革命的同盟军、革命的对象等问题。为此,毛泽东提出了解答这些问题的政治策略。他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5]3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各阶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根据上述不同阶级阶层对待革命的态度,毛泽东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策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开展政治革命的过程中,应团结、依靠、发动农民各阶层、各类小资产阶级这个同盟军投身革命;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不同态度;铲除、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但由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了多个革命阶段,革命阶段不同,除了作为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变化外,朋友与敌人的区分不是固定不变的。

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站到了官僚资产阶级一边,背叛了革命;同样,农村的中农也体现了动摇性。对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复杂的阶级关系、政治态势,毛泽东对如何分清敌友提出了不少建设性主张。在他看来,作为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将农村的贫雇农和城市平民作为可靠的朋友,动员他们一道革命。毛泽东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虽然背叛了革命,但仍然有可能回归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来。因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后,“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5]47基于此,毛泽东提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中农的政治策略,使他们重新回到革命阵营中来,成为革命的朋友。此外,他还提出保护中小工商业者、争取国民党地方派系的政治策略。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这一事实,毛泽东对敌我做了新的区分:“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托洛茨基派”[5]257。而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都属于人民的外延,都是朋友。这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及城市市民,还包括赞成抗日的国民党主战派、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正因为毛泽东将上述阶级、阶层都纳入朋友的范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制定了一系列依靠、团结、争取他们投身抗日的政治策略,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自恃有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作后盾,发动了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内战,国内阶级矛盾再次上升为主要矛盾。为捍卫民主、自由,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被迫发起了解放战争。为联合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又对朋友和敌人做了区分。在他看来,解放战争时期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美帝国主义这一背后的支持者。而国民党政权代表的是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这三个阶级自然成了敌人和革命的对象。其他的阶级、阶层都是可以争取的朋友,“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它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1]1213在这一区分敌我政治策略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军事战线上不断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开辟的第二条战线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也给了国民党独裁统治以沉重打击。在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军事战线和非军事战线的双重夹击下,国民党政权不到四年便土崩瓦解。

新中国成立后,为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对敌我做了又一次区分。在他看来,除了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少数残余反动分子是敌人外,其他拥护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都是朋友。“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6]350。在这一策略指导下,党和政府除了对那些少数残余的反动分子实行专政外,就是联合、团结其他的阶级、阶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

要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必须动员广大工农大众参与。毛泽东在动员民众参与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给民众以物质利益和精神寄托的政治策略。

要实现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政治策略,必须建立一支可靠而强大的人民军队,以武装的革命摧毁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曾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5]139而要建立一支可靠而强大的人民军队,就要吸引、动员群众的主体农民群众参军。怎样吸引、动员农民群众参加人民军队呢?毛泽东制定了唤起农民群众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策略。而要将民众唤起来,就要了解他们的诉求,解决他们最关心的问题,给他们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自古以来,农民阶级最关心的就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在带领秋收起义余部于1928年3月进驻湘赣边井冈山地区的酃县(今湖南炎陵县)时,便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治策略,以动员、吸收农民加入红军。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倡导者、推动者、践行者。早在1933年1月,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蒋介石、国民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建议。1936年5月,毛泽东、朱德又以同样的名义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主张全民抗战,提出了红军在一个月内与进攻的国民党部队实行停战议和的建议。“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7]386当时,只有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保国保种,中华民族才能延续下去。但蒋介石却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命令国民党军队继续进攻陕北等地的红军。张学良、杨虎城受毛泽东、朱德通电的感召,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忍无可忍,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迫使蒋介石答应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全民族的抗战局面终于形成。

第二条战线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国统区进步力量反对国民党统治的非军事斗争战线。1945年10月10日,经过艰苦谈判,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双方承诺停止内战、和平建国。但蒋介石于签字墨迹未干的1945年11初,就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发动反革命内战。蒋氏的背信弃义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而青年学生尤其强烈。1945年11月中旬,郭沫若、沈钧儒等在重庆召开反对内战大会,成立社会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同月下旬,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反对内战集会,3万余人开始总罢课。蒋介石指示昆明国民党军警对学生进行残酷镇压,多名学生遭枪杀,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一二·一”惨案进一步唤醒了全国各地进步力量的反内战、反暴行的抗议活动。“以1946年底爆发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为标志,以青年学生为先锋队的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蒋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8]521946年12月30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高校和部分中学的 5000余名学生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1947年初,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数十个大城市的高校和中学的50多万学生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强烈抗议、愤怒声讨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事件,要求美军滚出中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为响应、配合学生的爱国行动,部分工厂的工人、商人举行了罢工罢市。

为了加强对国统区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中共中央于1946年12月增设了城市工作部,负责领导、管理在国统区的所有工作。主要职责是借助各种新闻媒体,积极、广泛地开展宣传攻势,揭露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出卖国家利益、挑起内战、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种种罪行。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领导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积极培养、发展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进步力量,发动群众运动和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促进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13]227—228只有做到这一点,凡事从全体人民的立场出发,才能真正做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服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人民政府采取了三大举措: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些举措使工农群众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既是对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各领域、各行业的适当安排和统筹发展,又兼顾了各方利益,从而使中国共产党能调动工农群众的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由此可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让工农群众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经济上翻了身,而且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策略方针,因而他们能够释放身上的最大能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策略方针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这也是新中国能够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的重要原因。

统一战线是不同的社会政治组织在一定条件下,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建立的政治联盟。一方面,为了实现共同的政治、军事等目标,这些政治组织在原则问题上服从统一战线,以真正实现统一战线内部的统一。另一方面, 由于这些政治组织力量大小不同、彼此的政治诉求也有差异,决定了力量大的政治组织对统一战线的主导权,同时决定了各政治组织会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统一战线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战略,主要包括统一战线内部的统一,以结成广泛的同盟军问题和独立自主问题。为了有效发挥统一战线这一政治战略的功能,毛泽东制定了既统一又独立、既团结又斗争的政治策略。

首先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统一和团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我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弱小,因而与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是国民党主导的统一战线,为了统一战线的建立,必须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体现出服从的一面,以达到团结和统一。在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条件时,毛泽东说:“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4]538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经过与国民政府的多次谈判,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不少重大让步和妥协:一是将我党领导的红军(包括陕北及周边地区的红军和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改编为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的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二是将陕甘宁苏区改制为陕甘宁边区,隶属国民政府的行政院管辖。三是停止向国民政府治下的城市、乡村发动攻击。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妥协、让步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发展。而要达到此目的,则非统一、团结不可。为了最大地发挥统一战线的功能,必须反对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

其次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独立和斗争。统一并不意味着要一味地妥协和退让,共产党必须要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作斗争。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因没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斗争精神,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毫无招架之力,遭受了巨大损失。有鉴于此,当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成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毛泽东就提出了我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统一战线内部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应抵制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这表明,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不赞成统一战线内部的完全统一,一味地服从、妥协和让步,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于国民党利用主导统一战线制定的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应坚决抵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转过程中,国民党顽固派充当溶共、限共,乃至剿共的急先锋。为反击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毛泽东为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军队制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既占据舆论和战果之优势地位,又不至于过了头。也正因如此,当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时,共产党才有足够的力量与之对抗,并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一结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的情形完全不同,从而印证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既统一又独立、既团结又斗争策略方针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力量、影响最大的国内政治力量。为了调动社会所有的政治力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毛泽东将建立统一战线作为重要的政治策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确定的,是实施统一战线的机构。作为新中国建国所依据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就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制定的,是统一战线的产物。“共同纲领”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也兼顾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政治诉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直承担领导统一战线的职责。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统一战线组织,它也有统一和团结的要求,这就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社会贤达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坚持统一和团结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既尊重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的相对独立性,又与它们背离基本原则的行为做斗争。

综上,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一直贯穿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矛盾统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还非常重视借用国际政治力量为自己服务。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抗日救亡的斗争中,除了争取苏联的支持外,还想方设法争取美国友人和美国政府的了解、同情和支持。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位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的美国友人。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首次访问延安,拜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此后,他又于1937、1938年两度访问延安。经过三次访问,斯诺将所见、所闻、所思撰成了《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红区内幕》(《续西行漫记》)、《中共杂记》等著作,向国际社会介绍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一个让世人震惊的敌后战场。约瑟夫·史迪威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持同情、肯定态度的美军将领。在他的多次要求下,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终于下令于1944年设立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的时间虽然只有三年时间,但意义重大:一是架起了我党与美国政府沟通的桥梁,一度扭转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二是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国民党政府改变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加速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政治斗争中选择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政治策略,体现了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立场。毛泽东是选择“一边倒”政治策略的倡导者、制定者、践行者。在1949 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论证说:“一边倒, 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 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 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 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 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1472—147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一边倒”的政治策略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积极回报,新中国成立的第三天,苏联就宣布与我国建交,承认新中国;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几天内与新中国建交。选择“一边倒”的政治策略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围堵、封锁。苏联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大规模援助,使我国快速建立了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国防工业体系,粉碎了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扼杀新中国的企图。

20世纪60年代初,为应对美苏争霸世界的冷战局面,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在苏联和美国之间还存在一个中间地带和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强调要处理好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1962年1月,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说“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 美国算另一个方面, 除此之外, 都算中间地带。”[9]487在此基础上,他将中间地带国家划分为四种类型, 即殖民地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 但仍有强大垄断资本的国家,真正取得了独立的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的国家。1963年,毛泽东又将这四类国家概括、上升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其中一个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个是欧洲。[10]3431964年,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第二个中间地带国家的外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10]345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体现了抓主要矛盾的原理,把国际政治斗争的矛头指向美国、苏联两个霸权主义国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采取灵活的原则处理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达到了朋友遍天下的局面,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培植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不断完善,到20世纪70年代发展为“三个世界”理论。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即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三类的理论。他根据各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奉行的原则,认为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上具有最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是第一世界国家;而整个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军事实力较弱,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处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日本、欧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国家。[10]441—442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指出了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挑起的发动侵略战争、称霸世界的行径,是当时世界战火不断、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第二世界的国家具有抗上压下的两面性,既有在不同程度上摆脱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侮的愿望和要求,又有欺侮、压迫、剥削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特征,因此对它们要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第三世界国家既受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欺凌、压榨,又受第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压迫。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指明了我国参与国际斗争的政治策略,这就是团结和依靠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第二世界国家,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抗美国、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

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思想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特点。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集中反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政治策略是政治战略的延伸,是为她的政治战略服务的,体现了工农大众的政治、经济诉求,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自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采取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构的政治策略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按照“三三制”原则的规定,在政府机关和民意机构的代表名额分配比例上,代表工人阶级、贫农的共产党员,代表、联系小资产阶级的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显而易见,这一政权机关和民意机构设计选出的代表排除了顽固派和右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要求。这一制度的推行,为孤立顽固势力,壮大进步势力,团结和争取中间势力,打败日本侵略者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毛泽东的政治策略具有人民性的特点。毛泽东始终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放在关乎革命成败,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他一直反复强调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脉联系,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他制定和实行诸多政治策略的基础和前提。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5]137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重视程度。“三三制”原则固然体现了其政治策略的阶级性特征,但它不仅有工农阶级的代表,还有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等代表,又体现了其人民性的特征。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5]158也正因如此,他提出和指定的诸多政治策略,如统一战线、统筹兼顾、“打土豪、分田地”等都是以团结人民的力量为基础和前提,又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立足点和最高目标。

第三,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思想具有中观性的特点。笔者说毛泽东的政治策略具有中观的特点意即它不是具体的手段、步骤、措施,而是一种谋略、思路。政治战略具有宏观的特点,政治策略具有中观的特点,而具体政策具有微观的特点;政治策略是将政治战略转化为具体政策的中间环节。按照流行的说法,政治策略是政治主体即政党、国家等为完成政治战略任务,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而确定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手段,是为实现政治战略任务而采取的具体手段、措施、步骤、方法。照此理解,毛泽东的政治策略纯属微观的工具,是为完成政治战略而选择的具体手段、步骤、措施。笔者认为,这种流行的观点值得商榷。实际上,政治策略是为实现政治战略目标而制定的对策、谋略,是政治战略转化为政策的中间环节,不是具体的手段、措施和步骤、方法,具有中观的特点。在带领中国人民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为实现政治战略而设计的政治策略就具有中观的特点,并非具体的手段、措施和步骤,而是将政治战略转化为政策的应对方略和中间环节。

第四,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思想具有相对性特点。

政治战略的范围性、层次性决定了它的相对性。政治战略是政治主体在特定历史阶段内设计的全局性的政治行动纲领和总体目标以及基本力量的大体部署。而政治策略是依据政治战略的基本要求,结合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大致安排和部署,是制定更为具体和细化的政策的依据。因而,政治战略与政治策略是全局和局部、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辩证关系。对于不同的范围或层次而言,政治战略与政治策略的区别是相对的。较小范围或较低层次政治主体的政治战略规划,对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政治主体来说,就是政治策略。毛泽东的政治策略作为政治战略的一部分,无疑具有相对性特点。相对于抗日战争而言,陕甘宁边区政府安排给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任务,对于边区政府来说是为完成根本的政治战略服务的,具有政治策略的特点。但对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来说,就成了政治战略。

第五,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思想具有灵活性特点。在坚持政治战略这一原则性的前提下,毛泽东的政治策略呈现出灵活性的特点。毛泽东为实现争取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一政治战略就采取了灵活的政治策略。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御外辱”的主张。但蒋介石集团却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借口,对日妥协,继续“围剿”红军。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反蒋抗日”的策略。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伐的加快,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高涨,加上国民党内部分军政要员也接受了人民的主张,在此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于1936年5月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将“反蒋抗日”的策略转变为“逼蒋抗日”策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鉴于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毛泽东则将“逼蒋抗日”策略修改为“联蒋抗日”策略。毛泽东争取蒋介石集团赞同抗日的政治战略没有改变,但策略却经过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变化过程。争取蒋介石赞同抗战策略的三次变化,说明了毛泽东政治策略思想的灵活性。

第六,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思想具有博弈性特点。博弈是多个决策主体之间回绕各自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利益,根据已有的信息及对自身能力的体认,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行为。毛泽东的政治策略是在与其他政治主体相互斗争的过程中为争取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利益而谋划的,具有明显的博弈性。比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提出了“一边倒”的政治策略,这既有利于新中国得到苏联援助以利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仇视和封锁。但随着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断发展,中苏友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乃至破裂,毛泽东对此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政治策略用以抵抗苏联的扩张政策,也就是联美抗苏。通过中、美、苏三国间的政治交往不难看出,任何国家的政治策略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以本国的利益为先的,具有鲜明的博弈性特征。

毛泽东政治策略思想的提出及其成功实践有多方面的现实价值:

首先,政治策略的谋划必须为工农大众服务,以民为本。这是毛泽东政治策略的阶级性特点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其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是为工农大众服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记党的根本宗旨,推陈出新,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实现中国共产党“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出了诸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规划;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四个伟大”总战略部署等。为实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政治策略,为老少边穷地区的贫困人口脱贫谋划了新思路和对策。“精准扶贫”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策略,既体现了以民为本的理念,又注意到了大规模的面上扶贫已基本完成的实际情况。

其次,政治策略必须以贯彻政治战略为目标。政治战略是国家、政党和政治集团在某一历史阶段内制定的有关全局性的政治行动纲领、总体目标以及基本力量的总体部署。因而,政治战略具有宏观性、长远性、总体性的特点。政治战略的这些特点决定它难以转化为手段、步骤、措施等微观的具体政策。而政治策略则是依据政治战略的基本要求,结合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大体部署,具有中观的特点,是制定更为具体的微观政策的依据。这就是说,政治策略是政治战略落实为政策的中介和桥梁,是必经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在理论上非常重视科学制定战略任务的重要性。2013年12月26日,他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11]2014年8月20日,他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深刻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12]习近平总书记不但在理论上强调制定科学的政治战略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策略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比如前面提到的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规划;“四个伟大”总战略部署等。在提出上述政治战略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注重谋划相应的政治策略,以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为了实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他谋划了五方面的策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这五个方面远非具体的措施、步骤,因而是策略性的转换。

再次,政治策略应根据政治战略的变化而适时调整。政治策略是在政治战略的指导下制定的。由于客观现实情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当政治战略思想发生变化时,反映它的政治策略方针也要进行调整和修正。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党和国家的各项事务的过程中,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时地制定和调整政治策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在此现实基础上实现中国共产党“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党和国家在政治战略和策略方面做出了相应地调整和重新部署。比如,党的十八大报告就将以往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规划调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仅有一字之差,却足以体现出我国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和人们对今后生活的更高追求。同时,政治策略也由以往的“粗放扶贫”变为如今的“精准扶贫”,使扶贫政策和款项能够真正地落到实处,帮助贫困人口真正地实现脱贫、致富。再比如,我国现代化建设总布局的战略部署也由“四位一体”调整为“五位一体”,将生态文明建设加入其中。这既体现了人们对生存环境的高度重视,又体现了生态环境急需改善和修复的客观实际。为此,党和国家制定和执行了“河长制”“湖长制”等政治策略,以确保生态环境能够得到切实地维护和改善,最终推动并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最后,政治策略的制定应防范风险。政治策略具有博弈性的特点,而博弈就意味着有风险。但人们在谋划政治策略时,总是希望获得的是机遇,规避的是风险。因而,政治主体务必注重在谋划实现政治战略的政治策略时,不能只祈求机遇,而无视风险,审慎拟定应对风险的方案,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以立于不败之地。为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伟大斗争”这一战略部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策略,要求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树立“四种意识”、经受“四大考验”、破解“四大危险”。党的领导干部在履行自己本职工作时,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字里行间就表明这些政治策略的实施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为防控这些风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采取了反对“四风”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厉行“两学一做”的自我日常提升,开展“三严三实”的专题教育活动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给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以灵魂上的洗礼,纯洁了党性、端正了党风;另一方面,采取铁腕手段反腐,不但“打老虎”,而且“拍苍蝇”,营造了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生态。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我们党消除了一系列政治策略隐含的风险,从而有效地推进“伟大斗争”的政治战略部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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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2-27.

[12]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8-22.

[1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王向清(1960—),男,湖南邵阳人,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晓珣(1989—),女,吉林松原人,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