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的批评理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批驳了无政府主义历史观的荒谬;二是提出了具有实践特质的唯物史观;三是从实践层面揭示了唯物史观的内在本质。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是从接受唯物史观开始的,其唯物史观的意蕴指向有三:一是帮助同志确立唯物史观,奠定探索的思想基础;二是确立唯物史观的合法地位,肃清唯心史观的影响;三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并付诸实践。毛泽东早期对唯物史观探索的方法路径集中体现为反映时代基调,具有实践意义,独具理论创见。

关键词：毛泽东;蔡和森;唯物史观;

An Analysis of Mao Zedong's Early Historical Materialism——Taking A Series of Letters Written by Mao Zedong's to Cai Hesen From 1920 to 1921 As Examples

1920—1921年间毛泽东致蔡和森的两封书信中,初步理清了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认识、梳理了宣传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深入浅出、高屋建瓴地批驳了新民学会的部分革命同志在历史观上的认识谬误,为发展一套颇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另一方面,毛泽东从怎样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这一现实问题出发,进一步说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坚定了革命同志以暴力革命之方式推翻腐朽落后的半殖民地统治、以暴力革命之方式建立民主平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心与信心。此外,毛泽东还批驳了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历史观,指出了其理论实质。

在新民学会会员思想观念与实践立场转变的关键时期,毛泽东根据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指出了萧子升与李和笙思想观念中的错误之处,统一了学会内部的思想认识、指明了革命事业的发展方向、表明了新民学会成员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决心,具有鲜明的意义指向。

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取得的系列理论成果的发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宣告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成功运用。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带动下,以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为代表的年轻人也积极投身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活动中。史料表明,“在湖南一般先进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为表率”。[1]可见毛泽东等人在当时湖南青年心中地位颇高。然而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先后遭受了反动势力扶持的御用文人的批判、自由主义者的围攻。其中无政府主义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拥趸极多,可谓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劲敌。毛泽东自称早年亦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我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2]毛泽东也深受“工读互助主义”思想的影响,并将这种思想具体落实到实践当中去。譬如他与蔡和森在岳麓山创办工读同志会,实行的共产主义计划采取财产归新村公有、集体共同劳动、产品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互爱的共产主义新村制度。这种空想式的制度自然没有获得成功。不久,毛泽东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改造,摒弃了一切无政府主义的信念,放弃了一切工读互助主义的空想。他与蔡和森怀揣饱满热烈的激情,一同投身到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当中。李和笙2即是在毛泽东与蔡和森的帮助下,从改良主义者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阅读了蔡和森以顽强的毅力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一系列小册子。此外,李和笙还与蔡和森等人“作了多次长谈,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等内容”。[3]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以及与蔡和森的谈话,李和笙认识到只有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实现改造中国进而改造世界的目的。

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件中的相关评论明确了这一点。毛泽东在信件中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可被证实的科学理论,而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观念多半出于主观臆测。为什么要选择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哲学依据,而不选择以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唯理史观呢?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故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3]无政府主义的“唯理史观”不能被证实、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哲学依据,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与社会历史的客观存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截然相悖。工厂的政治组织作为生产分配管理的机构,与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政治团体及其组织机构没有本质的差异,差别只在于规模大小罢了。而坚守工团主义的革命者因为国家的政治组织和工厂的政治组织不同而反对唯物史观。这在学理上是十分荒谬的,在实践中是十分有害的。如果不进行暴力革命推翻腐朽政权获得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发动革命的号召力,没有保护革命的保障,没有完成革命的动力。可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既是合理的又是合法的更是必要的。

有学者认为:“学以致用,蔡、毛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实际斗争,早期探索中最大成果莫过于两人较为全面、系统地讨论建党问题。”[2]蔡和森早在1918年夏就与毛泽东讨论过组建新型革命政党的问题:“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4]可见当时毛泽东与蔡和森皆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组建新型革命政党的想法,只是此时二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尚未成熟。两年之后,蔡和森则明确向毛泽东提出了组建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想法:“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4]在蔡和森的建议下,毛泽东也逐渐重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

毛泽东在1920—1921年间致蔡和森的数封书信中提出了系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革命政党进行政治斗争的问题,这可谓是以实践方式对这一时期两人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进行总结。毛泽东认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组建新型革命团体有两条必由之路。

首先,要通过主客体间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活动开展社会历史的学术研究。毛泽东等人反思了新民学会以往革命实践中存在的不足,这些不足具体体现在“我们常识尚不充足,我们同志中尚无专门研究学术者,中国现在尚无可数的学者”。革命同志对于理论知识的学习尚且不充分,革命团体内部尚且未产生专门的社会历史研究人才,国内学界尚未产生具有影响力的世界性学者。这些问题固然客观存在于知识界。针对此种现象,毛泽东指出“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思想进步是生活进步及事业进步的基础,基础不打好,接下来的工作也无法展开。所以“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就是“研究学术”。[3]必须在革命群众中大力倡导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风气,营造革命团体内部学术研究的良好氛围。其次,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以辩证的眼光去处理革命团体与革命群众的内部联系与内部矛盾。毛泽东认为新民学会内部70多位成员都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即,成员之间都要对彼此怀有诚挚真切的友好坦诚之态度,要积极联络与自己相接近的革命同志,革命同志之间须互帮互助、携手共进。毛泽东提倡不分男女老幼、士农工商,只要对方积极向革命组织靠拢,“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3],初步就描述了革命组织建设中各成员间的联络方法等重要问题,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影响了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改变思想方式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李维汉、萧子升等人就是通过蔡和森和毛泽东的开导,逐渐摆脱了工读互助主义及改良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毅然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这些初步的探索是在与其他思想流派的争鸣与冲撞中逐步走向成熟的。

总的来说,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在两个理论层面宣扬其独特的历史观:一是进一步吹捧其“教育觉悟的方法”,希求资本家以普及教育的方式使广大人民群众“觉悟”以消弭阶级矛盾;二是坚持“分工协作的方法”,期望以社会改良的温和方式取代暴力革命,以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短暂安稳,不从社会的本质矛盾上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系列错误言论,毛泽东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法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所持历史观的谬误,并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取得革命最终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共产主义这一革命道路的科学性。

无政府主义者在进化论的指导下,打着“温和革命”“为人民谋福利”的旗号,宣扬蒲鲁东式3的价值观念,彰显其革命的“和而缓”且“缓而和”的特征,以此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如当时倾向改良主义的李和笙就批评毛泽东,说他不赞成笼统的社会改造,而最好是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生活存在的问题逐个改造。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病都有它的形成背景,一剂单方不可能医治天下所有人的病。俄国式的革命,他从根本上不敢赞同[3]。李和笙质疑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一剂单方”,不适合世界各国的具体情况。因而他宣扬改良主义的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特别的背景”。无政府主义的萧子升也在致毛泽东的书信中提出:“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3]萧子升为了论证无政府主义历史观的合理性,引述社会进化论作为其理论依据,以世界进化的永无止境类比论证暴力革命的永无止息。他反驳毛泽东说,牺牲少数革命者的利益而换取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流血革命是不道德的,而以教育为工具的教育改革则是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革命。[3]

萧子升所坚持的“教育觉悟的方法”及李和笙坚持的“分工协作的方法”,究其根本而言是以历史唯心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譬如萧子升所坚持的“用教育的方法”即深受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伯特兰·罗素的影响。1920年罗素在长沙的一次讲演中说,赞成共产主义,但不主张劳农专政,宣传“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这种以学校教育代替暴力革命的主张,得到了萧子升等人的赞同。而毛泽东对于罗素、萧子升“教育觉悟的方法”的态度则是“理论上行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兴办教育改造中国,首先需要大量的教育资金,其次需要大批的教育人才,最后还需要教育部门作为辅助支撑。毛泽东指出:“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3]因为,资本家只会垄断优质的教育资源,只会培养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人才。资本家之所以能掌握教育资源的控制权,是因为资本家利用资产阶级代议制制定了保护其利益的法律,利用资产阶级的政府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以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关镇压无产者的游行,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其财富流通的府库,以工厂等生产机构作为其垄断商品的生产机关。针对萧子升以教育改造旧中国的思想,毛泽东反驳道,“既然教育能如此有效地改造世界,那么俄国为何放着‘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偏偏要采取暴力革命这一‘恐怖的方法’呢?”[3]可见旧中国与旧沙俄一样,必须采用暴力革命这一“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当时李和笙坚持改良主义的“分工协作的方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则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而根据其主观臆断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批驳。毛泽东对其“温和”的改良主义展开批评:“理想固然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3]他举例反驳李和笙说:所谓的“和平方法”改造旧中国,要花100年的时间,而无产阶级的比例占全人类总数的2/3以上。这100年任由2/3以上的无产阶级受占比不到1/3资产阶级的蹂躏“其何能忍”。[3]无产阶级已自实践中产生了革命的觉悟。革命者怎能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弃之不顾而转向改良主义呢?毛泽东继而提出:无政府主义不符合人类繁衍发展的实际情况,因为事实上无法做到。

在毛泽东的系列书信的影响下,新民学会乃至当时湖南先进的知识分子掀起了关于历史观的热烈讨论。这一系列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当时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强化了新民学会内部以蔡和森等为代表的优秀知识分子实现共产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实践自觉,进一步夯实了新民学会内部青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从实践层面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方法论原则:在实践中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相结合,在实践中打破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将矛盾分析法运用于社会历史观领域,从社会主要矛盾的视角分析了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的政策及其剥削和掠夺本质。“帝国主义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最深刻的原因是其剥削和掠夺的本质属性,这一点凸显为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人民解放和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相关实践活动的干预和阻挠,直接表现为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5]其实质根本不是罗素等人所宣扬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和教育的延伸。接着,毛泽东采取矛盾分析法探讨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一是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结合起来的方法。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书信中提出,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结合起来关涉的是新民学会的方针问题。“改造世界与中国”正是新民学会的方针,符合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等人的一贯主张。譬如新民学会内部“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而且“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3]大部分新民学会成员志在为全体人类谋幸福。他们认为自己是全体社会成员中的一分子,不赞成“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反对成为他们的奴隶。在毛泽东看来世界主义也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即希望自己幸福他人也幸福的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他站在世界主义的高度赞赏新民学会成员们摒弃私利,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造福的奉献精神;他同时援引了蔡和森的见解,阐明应注重将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色彩”有机地联系起来:“因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际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可见,毛泽东赞同蔡和森将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结合起来的观点:即既要有家国情怀,又要胸怀世界。他延续蔡和森的思想轨迹发挥道:“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3]因而进行革命活动不能弃置中国不顾,更不能只将革命视野局限于中国;要联合世界各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辩证地说来,既要帮助祖国人民推翻腐朽的有产阶级建立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更要联合世界民众完成他们的社会革命。只有先帮助旧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才能更好地帮助世界人民完成其社会革命。二是打破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毛泽东对蔡和森关于“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表示深切的赞同”,赞同蔡和森关于当时的世界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因在当时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要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4,必须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住反动……认为要先组织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毛泽东由此发挥道:根据蔡和森的意见,应当用俄国式的暴力革命方法去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3]可见要“改造中国和世界”必须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打破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有产阶级的专政与无产阶级的专政乃是截然对立的,必须以先进的新生代无产阶级取代腐朽的落后的资产阶级;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先成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

这种理论实质具体表现为:以人为本、基于社会存在、实践本位。[6]首先,以人为本。毛泽东在致蔡和森书信中,关涉“态度问题”与“求学问题”上具体阐发了“以人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例如,在革命实践中,他特别关注新民学会成员的个体发展。他认为会友之间的相处状况和相处态度应遵循“四项原则”:一是应当“互助互勉”。互助包括会友们在生活上的互相帮助、在学问上的互相帮助、在事业上的互相帮助;互勉包括会友们在各方面的互相勉励,即扬善去恶,“积极的勉为善,消极的勉去恶”。二是应当诚恳。这就要求会友们培养坦诚真挚的人格,处事“不滑”。三是应当“光明”,即要有“人格的光明”。四是应当“向上”。毛泽东特别指出这是在培育会员“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毛泽东不但关注人在革命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注重革命者的人格气质修养,还特别重视新民学会成员的理论学习与理论探讨。他倡导“至分门研究之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断言这是科学的学习方法。其次,基于社会存在。针对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某些成员秉持“教育改造世界”的观念,毛泽东指出要变革社会首先应当变革社会存在。资本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心甘情愿地信奉共产主义的。“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为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3]因而要使物体不向下滑落,要使资本主义不再剥削劳动人民,就必须要用与这种力量相等的抵抗之力去反抗它、改变它。用教育来改造旧中国社会,既不能改变资本家剥削人民的意欲,又不能改变旧中国腐朽社会制度的存在。因而,所有考量历史活动的研究,所有改变社会现状的实践,所有争取人民利益的斗争,都必须基于社会存在而进行。再次,立足实践本位。毛泽东在致蔡和森信中第五条“会务进行问题”中,具体阐释了新民学会未来革命活动的实践规划。与蔡和森等人一样,毛泽东也认为新民学会“准备经济”“准备人才”的规划极富创见。他提出要延长新民学会的“纯粹预备时期”以助于同志进行革命活动。他提出首先要“综挈会务大纲,稳立基础”;紧接着便是“筹办小学”加强基础教育建设;然后是“物色基本会员”吸纳合适的人才成为革命同志。毛泽东紧紧围绕革命实践进行革命事业规划,提出应当“创立有价值之新事业数种”,并且总结新民学会各地的革命实践经验,重点发展湖南运动、南洋运动、留法运动、留俄运动,“以发展此四种而使之确见成效为鹄”。此外,毛泽东还赞成蔡和森提出进行“小学教育”“劳动教育”“合作运动”“帮助各团体”等系列革命实践,并且规划在各县成立“文化书社”传播进步思想。[3]

通过回顾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以书信形式对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进行的讨论及交流,着眼于毛泽东早年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探索,梳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发展脉络,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言以蔽之,毛泽东早年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探索的方法路径可具体概括为:首先定下基调,其次着眼实践,最后还有所创新。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致蔡和森的系列书信中对于历史观念的问题有着清晰的判断,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截然对立、不可调控的。他同时指出,历史唯心主义不能引领中国未来的历史发展方向,不能指导中国人民正确参与革命实践,不能对以往的历史现象做出正确的解释。因此,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涉及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论述的相关书信发表后,在新民学会内部乃至湖南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一大批知识青年,诸如李和笙、彭璜、李六如等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摒弃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接受了科学的唯物史观,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信仰,并帮助其他会员进行历史观念的唯物主义改造,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知识青年群体中发展的理论基调。

毛泽东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探索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他积极将理论投射于社会实践,身体力行地影响着当时的进步青年。部分会员及知识青年接受了毛泽东与蔡和森的思想,积极加入革命队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实践中。如黄爱、庞仁铨将所创立的湖南劳工会积极改造成为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二人还为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信仰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成为中国第一批为无产阶级奋斗而牺牲的先烈。李维汉则在毛泽东与蔡和森的影响下,努力摆脱了“工读互助主义”的思想束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积极组织留法中国学生的革命运动,并成长为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彭璜也是在毛泽东的帮助下,转变思想观念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协助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并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宣传革命思想、团结进步青年。

毛泽东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注重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联系起来,创造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正确指导了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取得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理论成果。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化轨迹,可以从新民学会宗旨的变化中寻求。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新民学会,最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这一宗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移风易俗”观念影响,又吸收了西方改良主义思想的部分内核,不太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1920年蒙达尔尼会议召开后,新民学会成员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蔡畅等提出应当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宗旨,学会才初步具有可行性与实践性的革命方针。然而对于怎样“改造中国与世界”,各成员似乎还未能提供可执行的计划方案。直到毛泽东致信蔡和森,提倡“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要变革旧社会,必须变革其不合理的经济制度;要变革国家的政治组织,必须先变革工厂的政治组织。随后,毛泽东发动易礼容经营文化书店,宣传革命思想;号召新民学会会员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会员参与组建湖南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时还深切思考了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问题,提出现阶段工人所深信者厥为社会主义,因其既能解决工人痛苦且可补救现社会之缺陷,但这一理想在中国现阶段难以实现。因而他倡导当时的政治只能推崇以民治主义为原则的民主主义思想。上述内容说明毛泽东当时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讨,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丰富与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丰富中国特色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核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共双峰县委宣传部编.怀念蔡和森同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15.

[2]莫志斌.论蔡和森、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基于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角的考察[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07):70,70.

[3]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9,11,7,7,3,3,3,4,4,5,5,2,2,3,3,7.

[4]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4,52.

[5]张齐.论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基于毛泽东对《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的评论[J].理论月刊,2019(11):20.

[6]黄光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与方法论“原则”[J].学术界,2016(10):30-35.

注释

1为了不引起阅读的歧义,本文所使用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是同一个意思。

2李和笙即李维汉,又名罗迈。

3蒲鲁东式的价值观:把庸俗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主张采取和平改良手段推动社会进步,反对暴力革命。

4“迪克推多”,英语单词“dictatorsihp”的音译,意为“专政”或“独裁”。

作者简介：王向清,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