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的认识逐步深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过程中,邓小平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开创与奠基之功,同时也铭记着中国共产党人接力发展的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真正把国家治理作为一个完整概念提出来,并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现实问题加以认真研究,提出完整思路并作出了诸多切实的重大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系统总结,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系统形成。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原创性贡献;;

首先把国家治理问题作为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上议程的,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在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制度的严重破坏过程中,邓小平吸取“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何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这就涉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等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中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这就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建设上升为党和国家根本性战略。这在国际共运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对党的八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的继续与发展。

邓小平还针对当时企图削弱党的领导的错误言论,旗帜鲜明地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2这样,就把中国共产党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与国家治理问题上的“定海神针”地位和作用明确起来。这就同否定党的领导的全盘西化错误思潮划清了界限。

为确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还明确提出了三条要求,即“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3,并以此作为检验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是否完善的依据。后来,邓小平对上述三条要求作了完善,并在1986年9月同外宾谈话中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三条总目标: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他强调,最关键的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为只有“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4。1987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中又回答了“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问题,实际上提出了三条评判标准。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5

同年6月12日,邓小平在同南斯拉夫客人谈话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总目标,即“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6。他认为要通过增强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的活力、真正提高效率、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来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

在指导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邓小平的思考逐步深入、日臻成熟。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三条要求,到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三条总目标,再到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三条标准,最后到完整形成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与主要途径,反映了邓小平关于国家治理与改革的思想发展过程。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还处在起步阶段,许多问题难以一下子提出完整的顶层设计方案,但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这些经验教训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身的成功经验与“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二是苏联的经验与教训。正如邓小平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7对这些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与继续探索,主要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完成的,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文选》第2卷和第3卷的有关著作中。这些著作,既完整记录了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全过程,也完整记录了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艰辛历程。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总结过去、寄语未来:“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8“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9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在邓小平的指导和推动下,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入推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与完善,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并将“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0作为奋斗目标,将“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11作为实现奋斗目标的重要举措。

在国家治理理论上,党的十二大报告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乱了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正本清源,回归到它的本意,指出:“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这种制度,一方面保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另一方面保证对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12也就是说,在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上,人民当家作主是主导方面。“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意志、利益和需要,使人民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才能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13这是付出“文化大革命”的代价换来的一条重要经验。

因此,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14如何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党的十二大报告强调两条举措。一是“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民主应当成为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方法”15。二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6。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在新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原则,科学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成功经验,认真纠正和摒弃“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真正成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确保党和国家事业长治久安、长期稳定又不断与时俱进的宪法。这部宪法的制定与通过,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法治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在这条基本路线中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7作为奋斗目标,将“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18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内涵,将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确立的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之一,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19作为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发挥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之一。

党的十三大还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与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统一起来,明确提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20在此基础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21。

在国家治理问题上,党的十三大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22,“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23。在党的制度建设上,强调:“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重要。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24体现着关于国家治理与改革思想的这些论述,都在党的十二大基础上,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继续向前推进。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强有力推动下,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决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与改革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环境。党的十四大报告在明确提出加速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十个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时,强调“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25,强调“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26。还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7;“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28;“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9。并重申,“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30;“把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出来”31。

党的十四大报告还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有关制度建设的殷切期望作出回应,提出:“在九十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32

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是在邓小平逝世不久的重要历史时刻举行的。为了更好回应国内外的关切,大会响亮地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33。

党的十五大报告根据新的认识与实践,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更加全面准确的阐述,并以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依据。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34,并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论述,增加了“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35。

党的十五大报告在改革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发展,是提出了“改革是全面改革”的论断,强调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必须“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36。这实际上把先前突出强调的经济领域改革同日后日益凸显的全方位改革紧密联系起来,将经济基础的改革同上层建筑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总目标,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与改革。这实际上是党关于改革观的一次认识上的飞跃,其意义和影响都是深远的。

党的十五大报告从全面改革观出发,完整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纲领,既实现了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又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具体化,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提供了制度与体制机制保障。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任务,并强调“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37。

党的十五大以后至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党治国理政经验日益丰富和完善,有力推动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也在不断发展。

党的十六大,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38;“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39;“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40;“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41等内容,正式写入“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42。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突出强调“创新”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43及保持党的先进性这三个方面。在阐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阐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44,并提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45,将“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46作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党的十七大,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归结为“十个结合”。这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党治国理政成功经验的总结。这“十个结合”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47从而揭示了推进国家治理的理论指导、政治基石、根本力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支撑、国际联系,揭示了改革发展稳定、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两大基本关系。

党的十七大的一个新特点,是更加重视制度建设。这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成熟,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另一方面也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确立后,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法律体系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中,增加了有关制度的内容:“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48;在经济建设与改革上,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49;在政治建设与改革上,提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50;在文化建设与改革上,提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51;在社会建设与改革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52;在党的建设上,提出:“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53

以上,我们回顾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直至党的十八大以前,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这些重大成果,既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继续开拓进取、创新发展的结果,也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开创与奠基之功,同时也铭记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力发展的重要贡献。这些都为在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最终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前面的系列文章里,我们系统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贡献,系统梳理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新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的贡献。本文第一部分,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历程与贡献。然而,真正把国家治理作为一个完整概念提出来,并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现实问题加以认真研究,提出完整思路的,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4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会作说明时,明确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邓小平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全面深化改革问题”。55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创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56

这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作出了诸多切实的重大部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57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步骤58;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提出了总体要求。

经过6年的开创性实践,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系统总结。在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发展史上,在新中国国家制度发展史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系统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创立与系统形成,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历史条件,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到新时代的客观要求。

从时代看,当今世界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动、大调整、大重组的时代。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三大治理难题,成为考验各国政党和政治家治国理政能力与水平的关键性问题,同时也是必须着力破解的影响全局、决定全局的重大现实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三大治理上,都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在政党治理上,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强力惩治腐败、强力反“四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使党得以重塑,党的执政地位和基础得以巩固。在国家治理上,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树立新发展理念,形成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国家治理体系得以全面重塑,国家治理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特别是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特大疫情中,“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照。在全球治理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扎实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中国方案、中国主张的影响力日益提升,中国话语、中国形象的公信力显著增强。三大治理的核心,还是包括党的建设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要有科学的顶层设计为指导,就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由此呼之欲出。

从社会历史条件看,新中国的建设与改革,始终贯穿着国家治理问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国家治理的理论科学、实践正确、成效显著,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就兴旺发达,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就会长期持续;反之,什么时候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出现严重偏差,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就会遭受严重破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国家制度就会遭到不应有的损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离开党的领导的“大民主”,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全面专政”,会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怎样的危害。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之所以能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恢复和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恢复和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方面迅速取得重要进展,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发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地汲取了这方面的沉痛教训,进一步明确了前进方向。然而,要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一个久久为功、日积月累的艰苦过程。为此,在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基础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到2011年1月,中国共产党人郑重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各方面建设“实现有法可依”。59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史和法制建设史都证明,制度的完善与法制的完善,都是动态过程。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都要在发展中“用改革的办法解决”60。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方式、决策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都提出许多新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同时,提出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61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十六字方针,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在的发展规律看,进入新时代,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现代化建设进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阶段,对改革的综合性、全面性和顶层设计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对现代化发展的综合性、全面性、联动性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客观发展的新要求,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果断地提出推动经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些转变表面看是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实际上是一场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性转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国家治理体系问题是一项宏大工程,“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62。顺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内在规律发展变化的客观需要,顺应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的客观需要,站在党和国家改革发展全局,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交汇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新发展理念,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战略谋划,势必要求提出国家治理的总思路、总战略、总构想。

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诞生,用中国实践破解了国家治理这道难题,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证明,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之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好如何建设新型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问题。这既是关系社会主义新型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长期执政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要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就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和切实解决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个国家的制度及制度执行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辅相成。一个国家的制度及执行能力,集中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最根本的就是国家制度优劣之间的较量。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经过长期努力,由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这13个方面的制度体系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不断彰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中国智慧,确保了党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不断提高,政府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从而推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事、外交等各方面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朝着“两个一百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不断迈进。在建党一百年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制度将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更加巩固、优越性将充分展现。

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

看一个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要从政治上、大的方面去评判和把握。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我们从来不排斥任何有利于中国发展进步的他国国家治理经验,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比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就借鉴吸收了苏联的许多有益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和增强了社会活力。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我们既要坚持好、巩固好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又要完善好、发展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坚持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证明,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核心领导地位,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显著优势。

纵观我们党的历史,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出现两种偏向。一是过分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因而出现“以党代政”“包办一切”的偏向。二是片面理解“党政分开”,因而导致“党政分家”,党的领导被严重弱化的偏向。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党与政、集中统一与分工负责的关系,正确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首先要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这是确保党对一切工作全面领导的根本政治前提。要推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强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作用,完善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严格执行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确保令行禁止;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形成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是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关键环节。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健全各级党委(党组)工作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完善党领导各项事业的具体制度,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方面。

党要实现全面领导,自身必须清正廉洁、坚强有力。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堤坝必须久久为功。要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增强忧患意识,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决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大力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科学地回答了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领导力量、主体力量、基本途径。人民民主的核心和最高境界,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专政的坚持与发展,是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者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也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更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

社会主义新型国家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与使命。新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人民政权的最高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高度统一的。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因而可以有效避免出现党派纷争、利益集团偏私、少数政治“精英”操弄等现象,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提出了如何防止人民公仆成为主人的问题。列宁根据苏俄的实践,采取设置工农检查院等机构以防止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滋长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必须将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

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不愿监督、不敢监督、抵制监督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党内监督缺位,必然导致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内监督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生命之源。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必须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核心。当前,党内集中不够和民主不够的问题同时存在。强化党内监督,必须坚持、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结合起来,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充分调动起来,确保党内监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要营造党内民主监督环境,畅通党内民主监督渠道。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任务,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立足于小、立足于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进行约谈函询、诫勉谈话,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各级纪委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要把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加强对所辖范围内遵守党章党规党纪情况的监督,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要强化巡视监督,发挥从严治党利器作用,做到巡视全覆盖。党员民主监督是党内监督的基本方式。各级党组织要保障党员知情权和监督权,鼓励和支持党员在党内监督中发挥积极作用,对干扰妨碍监督、打击报复监督的人要依纪严肃处理。监督国家公务员正确用权、廉洁用权是党内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

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但如果不与有关国家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就不能形成监督合力。要支持人民政协依照章程进行民主监督,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鼓励党外人士讲真话、进诤言。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对违规违纪典型问题严肃处理,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要加强舆论监督,通过对典型案例进行曝光剖析,发挥警示作用,为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公开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健全不当用权问责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行政监察法要体现党中央关于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中央纪委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对党中央全面负责的精神。监察对象要涵盖所有公务员。要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扩大监察范围,整合监察力量,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

强化党内监督是为了保证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化国家监察是为了保证国家机器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强化群众监督是为了保证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要把党内监督同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同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协调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系统形成,是一个具有国内外深远影响的大事,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的大事。它在新时代应运而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途上继续发展完善,从制度文明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有力支撑,必将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比较中彰显其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1-342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2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这是1986年9月29日邓小平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的谈话。“两国”,指中国和波兰。

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10《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11《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12《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页。

1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页。

14《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页。

15《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页。

16《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9页。

17《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1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19《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8页。

20《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2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2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2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24《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2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2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页。

27《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28《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29《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页。

30《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8页。

3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38页。

32《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0页。

33《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

3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35《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页。

36《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37《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页。

3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页。

39《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页。

4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页。

4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页。

4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页。

4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4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4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25页。

4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4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页。

48《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49《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50《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51《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52《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53《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5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12页。

55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56《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对标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啃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人民日报》2019年1月24日。

5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91页。

58这个战略步骤是: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参见《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4页。)

59《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

60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6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44页。

6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作者简介：李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会长,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