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二者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在主体、目标、价值取向和内驱动力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同一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和组织行为学视野中又可以看到二者存在本质的差异性。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相互影响: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精神力量,有助于明晰党内监督目标、提升党内监督自觉、优化党内监督环境、规范党内监督行为;党内监督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保障,是党内政治文化产生与发展的有效载体,是保持党内政治文化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必要手段,也是推动党内政治文化与时俱进的重要动力。

关键词：党内政治文化;党内监督;事实关系;价值关系;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Intraparty Supervision

Keyword：the intraparty political culture;the intraparty supervision;factual relationship;value relation;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42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复杂多变,“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都要求必须“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2]61,党的建设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党的建设是一个严密而复杂的系统,包含诸多要素,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又联系紧密,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和党内监督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环节和内容,也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和保障,党内政治文化的柔性规训形式与党内监督的刚性规训形式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关系密切,在理论上逻辑紧密,二者既有广泛的同一性,也存在本质的差异性;在实践上耦合联动。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有利于推动党内监督取得实效;另一方面,党内监督有利于促进党内政治文化健康发展。基于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的本质特性和实践原理,深入研究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的关系,是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和完善党内监督,进而深化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

厘清核心概念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消弭基础概念分歧、达成一定程度共识,对摆脱“概念困境”,促进学术对话和学术创新是必要的。在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的关系研究中,必须立足于中国本土政治话语和学术语境,对二者的内涵和外延做出恰当的界定,避免因概念混乱引起的逻辑不清。

自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项重要命题被提出以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与重视,对其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学界主要从三个角度做了界定:第一是政党文化角度。认为党内政治文化源于政党文化,又超越政党文化,是政党尤其是政党成员在长期政治活动中形成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政治情感、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等,体现的是政党成员的整体精神风貌与道德品质。[3]104-105第二是组织文化角度。认为党内政治文化是排除了非政治属性的党的组织文化,是党组织在运作和发展过程中沉淀的精神性结果,是党员所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4]132第三是政治文化角度。认为党内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延伸,是政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体制机制、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的总和。[5]33以上对党内政治文化的界定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核心构成要素及主要表现形式。通过多组概念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学界对党内政治文化内涵和外延的把握还很不一致,存在诸多分歧。因此,在特定语境和研究范畴内,有必要对党内政治文化做出合理的界定,凸显出党内政治文化的独特性,使之符合现实政治和当前研究的需要。

为准确而恰当地把握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必须明晰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党内政治文化与政党文化不同,政党文化是为政党外部所认同的政党形态、特征、形象和气质等,是外在的整体性观察,而党内政治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党员所共同持有的信仰、情感、理念和原则等,是内在的自我审视。其次,党内政治文化属于政治文化的下位概念,对其限定在于“党内”,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固然属于政治文化,但二者在问题意识、研究对象、研究议题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6]136。再次,党内政治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组织文化,是党组织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对党组织和党员产生深刻影响的组织文化。最后,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不能脱离文化范畴的本质属性,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但如果在广义的文化层面理解党内政治文化,将会使这一概念变得无所不包,缺乏针对性和解释力。党内政治文化不包括物质要素这一点是存在广泛共识的,但党内政治文化是否包含制度要素则存在很大争议。应当认识到,制度体现的是一种刚性约束,是结构性的框架,文化体现的是一种柔性引导,是精神性的支撑,党内政治文化应该与党内政治制度相区别,党内政治文化是更深层次和更基础性的东西,如此才能深刻认识和分析党员行为的精神因素和心理动机。因此,从狭义文化观来解释党内政治文化是可行且必要的,即党内政治文化只包括精神文化,是多种精神元素的总和。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将党内政治文化定义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并为广大党员所认同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念、政治态度、情感立场以及行为模式。

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7]15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的使用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8]70“任何党员干部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脱离组织而单独存在,在党内也不允许有任何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9]29-30,每位党员都应该接受组织的监督。加强党内监督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党内监督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10]。

如何理解党内监督?一般认为,党内监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严格按照党章、准则、条例、规定、纪律以及相关要求,对党的各级组织以及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实施监察和督导,是党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集中体现,[11]15其实质是党进行的一种自我调节、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进一步讲,党内监督的根本目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内监督的核心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使权力的运行符合党章、党规、党纪;党内监督的主体和客体是党的中央组织、各级党委(党组)、纪委以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实现监督的全覆盖;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12]4。“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项监督制度形式中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13]187,“只有党内监督有力且有效,才能调动其他监督方式发挥作用”[14]23,才能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始终成为领导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力量。需要指出的是,党内监督不仅包括党内监督行为,也包括党内监督制度、法规等内容,因为党内监督行为需要制度支撑,也需要规则约束。党内监督行为和党内监督制度安排是一体的,共同构成党内监督这一概念,把党内监督看作动词性质还是名词性质,需要根据具体语境理解。

所谓“事实”,是指“不依赖于主体主观意识的客观存在状态”[15]111,“事实关系”即是指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联系。本文引入“事实关系”这一专有名称,意在描述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之间客观存在的一种静态关系。通过分析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进一步明晰二者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深化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

主体的同一性。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的主体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都限定在党内,即中国共产党内部。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其性质、内容、特征和发展方向等由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实践方式和目标任务等决定;同时,党内政治文化会对党组织和党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必须净化党内政治文化环境,强健党内政治文化肌体,建设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可见,党内政治文化的产生主体、作用对象、建设主体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是党内各级组织、机构和党员的相互监督,与党外监督相区别,是中国共产党为避免权力滥用、提升执政水平、增强执政能力而采取的自我管理和约束的举措,监督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或个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与党内监督都是我们党为适应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提出的治党策略,由中国共产党主导和运作。

目标的同一性。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长期执政,党的建设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同属于党的建设内容,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是二者的共同价值旨归。从直接目标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与党内监督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都是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腐败、落后等问题;从间接目标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与党内监督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助力。二者的目标高度一致,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

价值取向的同一性。所谓价值取向,是指一定主体在面对和处理各种矛盾或冲突时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和态度倾向,能够决定和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所做的一切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指出,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16]18。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与党内监督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是否拥护作为判断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和党内监督的根本标准。若价值取向出现偏差,党内政治文化和党内监督必然走上歧途,破坏党的执政根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党内政治文化和党内监督才能合民意、聚民心,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拥护,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内驱动力的同一性。习近平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建设好、维护好。中国共产党坚持高度的政治自觉,始终重视自身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实现自我革命、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重要前提。有了这种政治自觉,才能凝聚政治力量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和党内监督不断发展完善;缺乏政治自觉,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必然背离党的初心,难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对党的建设乃至国家治理造成消极影响。

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柔性的规训形式,与党内监督的刚性规训形式有着明显区别,其结构要素、作用方式和影响结果都有较大差异。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本质属性的差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和组织行为学视角出发,可以对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的差异性做出更深刻的解释。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相互区别,但并非相互对立,二者在同一系统结构中发挥着不同作用,其差异性寓于同一性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的差异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认为,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活动,认识的本质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实践是认识的起点,也是认识的归宿,是全部认识的基础,同时,认识能动地反作用于实践。党内监督,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实践活动,是党内监督主体对监督客体采取一些方法举措进行制约督促使之“遵纪守规的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17]6,是众多政治实践的一种形式。党内政治文化,包含了理想、观念、情感、态度等多种精神元素,本质上属于认识范畴,来源于实践即政治实践。党内政治文化的逻辑起点是政治实践,政治实践是党内政治文化的物质表现,“只有经历了政治实践后,才能实现从政治感性到政治理性的飞跃”[18]20,政治情感、政治意识、政治价值观等政治文化内容需要政治实践活动作为载体。政治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党内政治文化必然相伴而生。党内监督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实践活动,自然是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并影响着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和表现形态;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群体认识,则通过影响党员的思想认知,反作用于党内监督活动,深刻影响党内监督的效果。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党内监督属于实践范畴,党内政治文化属于认识范畴,二者有着本质属性的不同,但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并相互作用。

组织行为学视野中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的差异性。组织行为学源于管理学,是研究组织中人的行为与心理规律的科学。组织行为与组织文化属于组织行为学的重要范畴。组织行为是指组织中的个体、群体、组织本身在内外因素的刺激下所做出的反应,或是为达成一定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组织行为是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组织行为并非完全理性的运作以实现最优目标,而是深受个体心理、组织文化、组织环境、组织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组织文化在组织行为中起着特别的作用。组织文化是“被组织成员广泛认同、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群体意识的总称”[19]381,组织文化是群体心理要素的集合,是群体行为的自觉。“文化不是可观察的行为,而是共享的理想、价值和信念,人们用它们来解释经验,生成行为,而且文化也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之中”[20]12,组织行为塑造了组织文化,组织文化反过来深刻影响组织行为,对组织行为产生制约、引导、激励的作用。在组织行为学视野中,党内监督属于组织行为,是中国共产党内部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监督约束的行为,在组织中是一种正式结构;党内政治文化属于组织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党组织在长期政治活动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在组织中是一种非正式结构。党内监督对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党内监督能否落到实处,能否取得良好效果,除了制度上的完善,关键还要行动上的自觉。若没有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党员的认知结构与行为结构将会出现偏差,党组织的规范结构与行为结构将呈现松散偶联特征,表现在党内监督上,将使党内监督作用虚化。离开了党内监督,党内政治文化也将失去重要的发展平台,更容易偏离正确的轨道,产生消极堕落的党内政治文化,毒害党内政治生态。总之,从组织行为学的视角看,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性质上归属明确,作用上互为条件,不可分割。

所谓“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而言的意义”[21]259,“价值关系”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生存和发展所体现的作用与积极意义。党内政治文化与党内监督互为主客体,互为作用对象,二者间的“价值关系”主要体现为二者的相互作用、支持和促进。对党内监督而言,党内政治文化是重要的柔性力量,使党内监督更加自觉有效;对党内政治文化而言,党内监督是重要的刚性保障,使党内政治文化更加健康有活力。

自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人便展开了党内监督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虽然经历曲折,但总体上党内监督不断朝着制度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监督全面深化,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党内监督仍然存在“弱监”和“虚监”问题,监督目标不明确、监督意识不自觉、监督氛围不民主、监督行为不规范等是其重要的内在原因。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强大的政治功能,对深化党内监督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党内政治文化坚定理想信念、明晰党内监督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能否实现有效的自我监督、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22]党内监督的目的在于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升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部分党员理想信念缺失,目光短视,不能正确认识党内监督的重要意义,认为党内监督制约了自己的权力,是不必要和无用的。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党内监督往往沦为一种形式主义,或成为打击异己的手段,使党内监督的作用无法正常发挥。因此,党内监督必须要求全体党员坚持理想信念,明确价值导向,保证党内监督真正成为管党治党的有效方式。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引导党员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构建一个全党普遍认同的信仰体系和价值体系,通过强烈的精神传导性影响党员的思想观念,形成关于党内监督目标的正确认识。在党内政治文化的引导下,使全体党员明晰党内监督的重要意义和根本目标,有助于党内监督始终遵循正确的发展方向,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以党内政治文化提升主动意识,促进党内监督自觉。“党内监督是一个系统工程,监督主体作为党内监督的实行者,是一种处于统治、支配地位的力量,直接影响与制约党内监督的效能。”[23]3但长期以来,党内监督就存在不愿监督、不敢监督和抵制监督的突出问题:一是部分党员深受封建顺民思想的束缚,本着“民不与官斗”的心理对党内监督“敬而远之”;二是由于权力的不对等和人情世故因素,部分党员为求自保,缺乏监督勇气,因为害怕“穿小鞋”“伤和气”“丢选票”,从而不敢对其他党员尤其是领导进行干部监督;三是部分党员把党内监督当作麻烦事,因为“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同时也就意味着对既得利益者的限制甚至某种剥夺”[24]568,由于存在的各种风险,所以“自己不主动地去实施监督,而且需要自己配合时也是千方百计推脱”[25]122。党内监督主体的主动性、自觉性不足成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制约因素,导致党内监督常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无法有效预防权力滥用和堕落腐败行为。党内政治文化对提升党员的主动意识和监督自觉方面有着独特作用。党内政治文化对党员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大力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可以有效地激发党员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进而自觉参与党内监督。这种自觉性体现在:一方面,自觉用共产党人价值观武装自己,加强自我约束,强化自我监督,同时自觉接受监督,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党内政治文化所弘扬和倡导的标准;另一方面,主动对其他党员进行监督,自觉参与党内监督活动,自觉向党内病灶开刀,永葆党的肌体健康。

以党内政治文化增进民主观念,优化党内监督环境。列宁曾提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论断,同理,没有民主,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就不可能实现,党内监督也必然成为空谈。党内民主是党内监督的前提和基础,是防止党内监督流于形式的可靠保障,也是突破“同体监督”局限的根本路径。[26]55只有民主观念强烈、民主氛围浓厚,才能有效开展党内监督,将党内监督落到实处。实际上,个别党员民主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重,长官意志强烈,强调个人权威,压制党内民主,恶化了党内监督环境,导致党内监督真实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增进民主观念,完善党内民主,优化党内监督环境是深化党内监督的治本之举。优秀的党内政治文化可以增进党员的政治认知、凝聚党员的政治情感,通过党内组织生活对党员进行再社会化和熏陶教育,使党内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使党员自觉认可和践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求,与个体主义、独裁主义和官僚主义等不良现象作斗争。以此营造一种民主平等的环境氛围,促使党员充分行使党内民主监督权利,积极参与党内监督活动,使党内监督在民主的氛围中更好地发挥监督约束作用。

以党内政治文化强化柔性约束,规范党内监督行为。党内监督是防范党内腐败和净化党的肌体的重要手段,运用得好可以有效增强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运用得不好将会扰乱党内政治生活、恶化党内政治生态。因此,一方面要激励党组织、党员参与党内监督,另一方面要对党内监督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当前党内监督不仅存在“缺位”问题,还普遍存在“越位”问题,即不良监督行为。部分党员带着不良动机参与党内监督,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无中生有恶意捏造虚假信息,对其他党员诽谤中伤,抹黑党和政府形象;还有部分党员对其他党员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无限放大,使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对当事人造成了严重伤害,破坏了党的团结稳定。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柔性约束力量,对规范党内监督行为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党内政治文化可以“潜在地对符党合党的要求的行为产生正面评价,对不符合党的要求的行为则产生负面评价,正面评价会激励党员和组织进一步做出良好行为,负面评价则会约束党员和党组织的不良行为,并使之自觉纠偏”[27]47。在规范党内监督行为的过程中,党内政治文化通过这种评价功能使党员接受和认同党内纪律、党内规矩、党内制度,从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规范要求,避免监督的“越位”,减少不良监督,使党内监督科学化、规范化。

党内政治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党内政治文化来源于一定的党内政治实践;党内政治文化不是放任发展的,要保证方向的正确性与内容的纯洁性;党内政治文化也不是静止不变的,需要随着现实需要的变化不断与时俱进。党内监督作为一项党内政治实践活动,为党内政治文化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效载体,为保持党内政治文化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供了必要手段,也为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的与时俱进提供了重要动力。

党内监督是党内政治文化生成与发展的有效载体。“任何政治文化都不会是在短时间内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通过对政治体系反复进行认知、评价而不断积淀的结果。”[28]19党内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建立在党内政治实践之上,并深受党内政治生态、政治氛围和政治运作模式的影响。一方面,党内监督是中国共产长期执政过程中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在长期党内监督实践中,党内监督主体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党内监督认知、情感、态度和思想观念,并遵循相同的行为模式反过来参与党内监督活动。在党内监督实践中形成的精神层面的内容构成了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党内监督通过约束和规范党员行为,保证党员干部审慎行使权力,从而使党内政治生活更加规范,党内政治生态更加清明,在这种环境氛围中,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也将更加蓬勃更具生命力。可以说,党内监督是党内政治文化生成的重要条件,也是党内政治文化发展的有效载体,能为党内政治文化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生存土壤。

党内监督是保持党内政治文化先进性与纯洁性的必要手段。长期以来,党内政治文化之所以坚持正确的方向,成为共产党人的共同精神家园,离不开党内监督的预防、纠偏作用。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着多重挑战和冲击,不良党内政治文化仍占据一席之地。主要表现在,第一,党内政治文化受到西方不良文化的分化。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仍存西化、分化图谋,大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在文化上,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加紧文化渗透,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大肆渗透自由主义、分散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不良文化,意图同中国争夺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动摇共产党员和普通民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对党的执政安全构成了极大挑战。[27]48第二,党内政治文化受到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侵蚀。由于长期封建统治的影响,一些落后的封建主义思想和价值观未得到完全根除,尤其是以“官本位”文化、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等为代表的腐朽文化仍然在党内发挥消极作用,对党内政治生态和党内政治生活造成了巨大破坏。第三,党内政治文化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发展也呈现多元化,文化多元化一方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也导致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混乱。部分党员缺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失去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追求,党内核心价值观被旁落,造成理想信念缺失,其行为背离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此背景下,党内政治文化不能放任自流,加强对党内政治文化的监督是必要的。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即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接受监督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同样也不允许有不受约束的文化。要强化对党内政治文化的监督,坚决与各种不良和有害的党内政治文化作斗争,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始终保持党内政治文化的纯洁性,保证党员的理想信念、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符合党章要求,进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党内监督是推动党内政治文化与时俱进的重要动力。党内政治文化和其他文化形式一样,既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实践,也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迁和创新发展。党内政治文化变迁是旧的党内政治文化要素随着时代变迁而消失,新的党内政治文化要素不断形成并进入党内政治文化体系的过程。党内政治文化变迁是党内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适应党内政治实践的必然要求。在党内政治文化变迁发展过程中,党内监督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随着社会发展,党始终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新挑战要求把党建设得更加有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党内监督应适应党的建设要求,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创新党内监督形式。在党内监督这一政治实践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舍弃部分过时的文化因素,产生新的文化因素,使党内政治文化得到更新。其次,党内政治文化始终接受监督,消极或不合时宜的党内政治文化因素将会被党内监督活动所检视出来并自觉舍弃,而优秀且有时代价值的党内政治文化因素将会得到提倡和弘扬,通过党内监督的“扬弃”,党内政治文化将实现被动变迁发展。最后,党内监督的发展变化通过影响党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间接引起党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党内政治文化受到环境的压力作用,将自觉寻求转变和创新。党内监督直接或间接推动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变迁和创新,是党内政治文化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也是党内政治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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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颜佳华(1963—),男,湖南茶陵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